□ 潘光才
贵州“村T”作为重要的文化实践,以舞台服饰展演为媒介重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公共场域,推动文化符号再生产,促成社会关系再建构,实现民生福祉再提升。笔者以贵州“村T”文化现象为样本,从有形的公共场域建构、有感的共同心理生成、有效的社会建设三个层面剖析其实践逻辑,揭示乡村文化实践如何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力量,有助于为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实践样本。
从“村T”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确认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为理解民间文化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各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杂居文化生态。“村BA”“村超”等出圈后,“村T”作为贵州又一源自乡村的文化事象,将苗绣、银饰等非遗事象连同农耕生活场景一并搬上舞台,从村寨文化长廊走向中国国际时装周、马年春晚舞台等,实现从地方性到全国性的跃迁。
贵州“村T”既是一场服饰展演,又是一个多民族互动的社会文化场域。各族群众通过“村T”平台,开展文化展示、技艺交流等,在零距离互动中增进情感。同时,依托文旅转化,促进群众在参与、体验、增收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
多元一体视域下党的创新理论与美好生活相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贵州“村T”为各族群众提供交流、展演等平台,创造了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文化认同与民生改善上实现互促。贵州“村T”带动“绣里淘”集市商户发展,非遗工坊辐射周边村寨,直接带动大量妇女灵活就业,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普通群众的创造获得了公共展示空间,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还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形:建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公共文化场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首先需要打造共同参与的公共场域。贵州“村T”首先完成了有形公共场域的打造,苗侗风情园风雨长廊、广场、非遗集市等共同构成开放的公共空间,“T”台不设门槛,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形成互嵌式生活场景。从乡村长廊走向国际时装周、春晚舞台,“村T”把地方性的交往场景拓展为全国性的文化公共空间。
有感:在以群众为主体的实践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共情。贵州“村T”的本质是群众是主体,表演者中既有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有孩童、绣娘、普通农户、返乡青年成为舞台主角,每个人都是民族文化故事的讲述者。在共同生活互动中形成的心理认同,具备更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有效:实现民族交融、文化传承发展与乡村发展相结合。“有效”是场域建构与心理共情之后产出的客观社会结果,有利于促进各族群众良性互动、实现活态文化传承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贵州“村T”推动各民族从“物理共存”走向“社会互动”,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必须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立场,在实践中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村T”既尊重各民族服饰文化表达,又通过同台展演建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图景,实现“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统一。重视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自上而下宣讲”走向“上下双向互动”,要善于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群众的文化生活、生产生活之中。把握“有形—有感—有效”的内在逻辑,有形是载体、有感是中介、有效是归宿,三者相互联系,要实现实体载体、心理共情、社会实效的有机统一。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用好法治制度保障,更要扎根民族地区,尊重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结合,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根基。
【作者单位: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安顺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都柳江流域民族文化创新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XMZ02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