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强 史渊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既要了解其具体规定,更要深刻理解这些规定把共同历史认知、现实社会生活与具体权利义务贯通起来的法治内涵。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纳入同一法律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是宣传教育的议题,也是在文化传承、社会交往、民生服务和权益保障等方面需要共同承担的任务。从共同历史到共同生活,从价值要求到行为规范,贯穿其中的是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权利与责任的内在联系。
历史认识与制度规范相贯通
共同的历史并非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以“五个共同”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将各族人民置于“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关系之中,这一论述关注的不仅是各民族经历了什么,更是彼此如何发生联系、共同创造了什么,从正确历史观的视角为理解立法宗旨提供历史遵循。
历史认知与法律规范并非同一层次,但在这部法律中彼此衔接,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要通过法定程序,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以历史叙述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来路,制度规定则回答现实事务由谁承担、如何保障、依何规则办理,通过在教育文化、社会交往、发展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把共同任务纳入到相关主体的职责之中。
这种联系还体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同侧重点上,前者涉及认识、情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后者则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二者相互联系,意味着精神文化需要与现实生活条件不能被分开理解:历史教育提供认识共同生活的知识和观念,公共服务与社会参与则赋予共同生活以具体内容,如同一堂历史课与一次社区协商承担的任务不同,前者侧重理解共同历史,后者涉及依据共同规则处理公共事务。
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相统一
共同生活需要共同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表现形式必须完全一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六条规定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第五条明确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两条内容充分说明,理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要求时必须兼顾共同遵守法律、平等享有权益与尊重文化差异。平等原则明确各民族及其成员的法律地位,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规定则涉及如何理解共同生活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文化领域尤其需要把这一关系讲清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对有关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规定。共同的文化可以通过不同地方的表达得到传承发展,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在交流中不断丰富。
同一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叙事演法,比如安顺地戏以三国、隋唐等民间故事为唱本,在安顺一些民族村寨,地戏表演还融入了民族舞蹈等元素。同样的故事题材,在不同村寨形成不同演法,既有共同内容的延续,又有地方形式的创造。共同题材通过地方演法获得具体表达,地方演法又在共同题材中保留自身特点。这一实例说明,共同性不必表现为形式完全一致,也可以体现于多样表达背后相联系的文化内容。
对这样的文化资源,展陈讲解既要交代故事从何而来,也要说明地方表达怎样形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关于依托理论和史料规范展陈讲解内容的规定,正涉及这一层职责:文化展示不能只留下形式,历史阐释也不能离开材料。把共同内容与地方表达一并讲清楚,既避免只展示差异而遮蔽联系,也避免只强调共同而忽略具体的传承脉络。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关系,由此才能获得有史料依据、可具体理解的事实内容。
日常交往与共同发展相支撑
节庆中的相聚与日常中的往来不能相互替代,一次活动提供相识的机会,持续交往还涉及居住、就业、就学和公共服务等。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既规定支持群众共同参与文体交流,也将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跨区域就业创业保障和教育交流纳入制度安排。从支持交流活动到保障日常生活,法律将相聚的机会与持续往来的条件联系起来。
贵州多地社区常态化开放“四点半课堂”,组织志愿者开展课业辅导;易地搬迁安置社区通过就业帮扶车间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就业……从服务安排看,“四点半课堂”可以缓解家长课后照护压力,就近就业则有助于兼顾生计与家庭照料。公共服务的作用,不只在于增加一个服务项目,还在于解决居民生活关切、参与社会交往的现实挑战。
从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出发,进一步理解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与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相衔接的深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区域协调、帮扶协作、产业合作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分别作出规定。区域之间怎样加强联系,发展机会怎样进入家庭生活,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交通、产业和市场的联系涉及区域协作,教育、就业和医疗服务则关系到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具体条件。因此,两者并非分别对应“办活动”与“抓经济”,而是在发展机会、社会联系和生活条件之间相互衔接。
理解法律中的“促进”,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场活动,也要看相关职责如何回应各族群众日常需要。共同生活既需要参与的机会,也需要持续参与的条件,这些条件并不会因一场活动的开展而自然具备:服务由谁提供、经费如何保障、遇到问题怎样处理……都涉及具体的制度安排。由生活需要进一步明确履职责任,正是促进保障与责任约束相衔接的现实要求。
促进保障与责任约束相衔接
“促进”不是只有倡导,也包含履职要求和行为边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的支持保障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体现的是不同的法律功能,既不能把前者理解为可做可不做,也不能把后者当作法律实施的全部。制度设计需要把握规范约束与倡导激励之间的关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需要区分倡导性表述与具体法定义务。
职责、资源与监督能否衔接,关系到规定能否落地为日常工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既明确工作格局和部门职责,也规定规划、年度计划与经费保障,并设置相应的监督和责任制度。职责把任务落实到主体,规划和预算为履职安排相应条件,监督与责任制度则对不履职或者违法履职形成约束。公共事务由谁办理、所需条件怎样保障,要按照法定职责作出持续安排,不能以阶段活动代替日常履职,也不能以共同负责代替具体责任。
责任约束不仅规范部门履职,也把平等原则落实到社会交往的具体环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针对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行为规定了处理责任。就业和消费中的平等,不仅是态度上的尊重,还涉及实际的行为规则。
法律实施不仅体现于文件传达和活动开展方面,更体现于公共事务怎样办理、群众诉求怎样回应、合法权益怎样保障等方面。共同生活并非只有相聚的场景,还包括持续交往的条件、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平等保障的权益。在实践中,从课堂里的历史讲述,到社区中的事务办理,再到就业和消费中的平等对待……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既要读懂“共同”所指向的历史与现实,也要读懂“促进”所包含的保障与责任。前者说明共同生活的联系,后者明确维系这些联系的制度要求,二者贯通,才能把法律中的共同任务理解为具体而持续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者分别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