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枫

客观地说，我不擅长写文学评论。之所以提笔写这篇文稿，是因为读秀学的《村庄旧物》，触动了我那根“好作品”的神经，眼前为之一亮，心里为之一动，忍不住想写点文字以抒浅见。

不得不说，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消费时代，仿佛什么都可拿来消费。生存状态太“卷”，生活节奏过快，太多的人心静不下来，只愿快速地从只言片语和被肢解了的图形图像中获取信息，并得到短暂的快感。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需求使得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带上了即时性、浅表化、碎片化和泛娱乐化的特征。文学作品的审美是伴随着沉浸式体验的，这个审美过程在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中无法完成。读者既然没有时间（抑或是没有耐心）沉浸其中，索性就不读文学作品。二是能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似乎越来越少。传播学界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叫“共情”，其含义跟“共鸣”“同感”相当。“共情”是衡量传播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实，“共情”一直是文学追求的高境界，不能引起共鸣的文学作品与废话无异。反观当下的文学作品，真正能引发“共情”的有多少？或者说，能触动灵魂的有多少？恐怕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或许是带有这样的固见，我平时少有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然秀学的《村庄旧物》却让我“共情”了，有了读下去的欲望。《村庄旧物》犹如一道家常茶，不张扬，不做作，不长吁短叹，只让你在不经意间，沉浸进去，慢慢品尝其中的滋味。

《村庄旧物》是乡村题材。说句实在话，乡村题材不好写。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新旧交替，价值取向变得多元而复杂，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如同两根相互缠绕的麻绳，剪不断，理还乱。说乡村题材不好写，是因为乡村就处在这两根麻绳的打结处，写作上的分寸拿捏颇需功力。《村庄旧物》并未试图去解开这个结，只是在这个结上洒上些许雨露，让这个结不那么干巴，让这个结有一丝松动，让过往与当下、新事与旧物都有一个透气的空间。这雨露，便是作者在字里行间透出的真诚——不故作谦卑，不自负傲慢，不刻意拔高，不蓄意贬损，写景状物叙事，只把心里最真实的感受讲出来。大道无痕，大道至简，这或许就是作者最不显功力的功力。

“乡愁”是《村庄旧物》贯穿始末的主题。“乡愁”是一个既老又新的主题。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再到近些年作为弘扬传统文化，固守文化根基的高频词，“乡愁”的基本内核并没有变。“乡”乃故土，“愁”乃回望与眷恋。《村庄旧物》所流露出来的“乡愁”，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从时间维度看，《村庄旧物》回望的是家乡懂达村的历史文化；从空间维度看，《村庄旧物》眷恋的是家乡懂达村这个普通侗族村寨承载的风土人情、伦常礼尚、衣食起居。无论是回望还是眷恋，作者一如老友叙故，其言也真，其情也切。“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我想，读秀学的《村庄旧物》，大概就是这种夜叩柴门，率真任情的感觉。

作家须有仁爱之心，否则作品就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作家的爱具有明确的指向。指向什么？指向芸芸众生，指向历经沧桑、生生不息、生养自己的故土。这种爱是刻在作家骨子里的文化自觉。“乡愁”之“愁”由爱而来。爱有多深，乡愁就有多浓。读《村庄旧物》，作者对故土的挚爱会扑面而来，那份挚爱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使人暂时忘了身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作者之故乡便是读者之故乡，作者之爱便是读者之爱。我想，所谓文学感染力，大抵如斯。

我也是黔东南人，跟秀学虽不是同一个县，但黔东南的自然人文我是熟悉的。大学毕业后，虽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但对故乡的爱却深藏于心。偶尔也有写些文字以寄思乡之情的冲动，却不知从何下笔。读了秀学的《村庄旧物》，我明白了，我不知从何下笔的原因是对家乡的那份爱缺少鲜活的场景作为依托，爱意的表达缺少语义场。按语言学的定义，语义场是若干具有共同核心义素的词语（义项）构成的聚合体。我大致梳理了一下，《村庄旧物》的核心义项有：故乡、家、亲情、美食、礼尚、苦难、劳作、收获、繁衍、童趣、老物件。作者将这些义项场景化、生动化、鲜活化、具象化，呈现出来的便是对家乡浓浓的爱意。

对于上世纪乡村生活的困苦，《村庄旧物》也没有过多赘述，反而充满怀念。作者似乎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是故乡的温情稀释了苦难，这种温情，是一个村寨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回望是对过去的缅怀，也是对当下的珍视，更是对未来的期待。潮起潮落，同舟共济，苦乐悲喜，同袍同泽，斯乃“乡愁”之精神内核。这样的精神内核，无论何时都不能丢。

文化传统的生命周期不是表现为断崖式更替，而是在“旧物”的营养基础上焕发出新一轮生机。新桃旧符，逝者如斯；“乡愁”固基，根深叶茂——这或许就是《村庄旧物》所蕴含的深意。

■ 杨枫，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现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银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