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大方、黔西交界处，曾经有一座明朝时期修建的横跨大渡河的五拱石桥——水西大渡河桥。洪家渡水库蓄水之后，石桥淹没于水下，但原立于桥头西侧的彝文、汉文两通石碑完整保存，现收藏于大方奢香博物馆。这两通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纪事碑，不仅是记录建桥历史的石刻，更留存着明代水西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是研究明代水西彝族社会与中原文化互动交融的珍贵文物。

水西大渡河桥碑刻由彝文、汉文两通碑组成，两碑并列，汉右彝左，碑身高1.8米，宽分别为0.76米和0.727米。两碑形制大小基本一致，整体为长方形，厚重规整，保存完好。汉文碑由当时水西慕魁陈恩亲笔书写碑额篆字，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撰文，典史李梦麒书丹，介绍了安邦的族源历史，感叹大渡河阻断交通，安氏母子“私忧过计”，于是捐资建桥。彝文碑介绍了修筑石桥的经过，讲述大渡河自然环境的险恶、对民众的影响、阿格为善为民的思考以及石桥建成之后为征收租赋打通要道的历史。两碑内容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

深入剖析碑刻内容，还能窥见大一统格局下，以土司制度为核心的地方羁縻政策。水西安氏家族世袭贵州宣慰使之职，在长期互动中，彝汉制度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推动彝族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政治制度产生一系列适应型变革，水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官制。则溪制度在彝语中具有“仓库”之意，是基于血缘、地域的基层军事单位和行政单位。九扯九纵官制通过把事务官与政务官分开，让每个职能有效管理所辖事项，有利于职能分工、相互制衡，提高行政效率，在当时对保障水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碑文在书写方式和篆刻纹样上，同样体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书写方式上，汉文碑全系直行楷书阴刻，字体规整、匀称、法度严谨。彝文碑刻则呈现出笔画写法与汉文字相互融合的特征，体现了彝汉文字在长期交往中的相互影响。碑身四周与碑首的装饰纹样，进一步印证文化互鉴。碑身四周环绕连环型回纹，这是明代中原流行的几何纹样，寓意“富贵不断头”。碑首四幅主题图案，将中原祥瑞意象与贵州本土风物结合：仙鹤、太阳、祥云，是中原传统吉祥母题；而植物纹样刻画的是贵州山地特有的蕨类、杜鹃花。雕刻技法融合阴刻、阳刻，既借鉴中原石刻的剔花技法，又带有本土审美取向。彝族工匠借鉴中原纹样范式，又将本土山川风物融入石刻艺术，这种艺术表达上的交融共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艺术层面的生动注脚。

石桥卧沉水底，丰碑载记千秋。石桥虽淹没于万顷碧波，但碑石承载的历史故事、文化根脉与同心底色，历经岁月不曾褪色。古桥跨越江河，连通两岸阡陌通途；双碑并立传世，见证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悠悠过往。回望这段历史，各族群众长期往来互动、互学互鉴，在交往中相知、在交流中互学、在交融中共进，最终凝结成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