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琴 张稀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明确规定“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并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这意味着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自此有了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其功能定位也跃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
粤黔协作30年来，医疗卫生始终是两地协作的重要领域。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的背景下，深入思考“组团式”医疗帮扶的价值意蕴、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过程中存在的现实挑战，探索法治保障下的实践进路，对于推动“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价值意义：“组团式”医疗帮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组团式”医疗帮扶有助于夯实共同繁荣发展的民生底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将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组团式”医疗帮扶通过选派管理与技术团队，帮助受援医院建专科、强急救、育人才，使危急重症救治的兜底能力在县域落地生根。一个个县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用，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的愿景变为现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组团式”医疗帮扶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规定“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互嵌”并非仅在居住空间发生，更生成于高频次、高信任度的专业互动之中。粤黔医疗帮扶创造的正是这样的场域：广东专家长期驻点，与当地医护同台手术、共同查房、联合攻关，是专业技术人员跨越山海的深度互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接受东部专家诊疗，帮扶专家与各族患者在诊疗互动中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关系；“师带徒”模式中“教”与“学”的双向奔赴，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传递，演变为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结。
“组团式”医疗帮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有利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为帮扶工作标定了价值坐标。县域诊疗能力的提升，使各族群众在就近就医中直接感受到制度优势，“中华民族一家亲”由此获得更加可感可及的经验支撑。
现实检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仍面临深层挑战
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精神与实施要求，当前“组团式”医疗帮扶的资源下沉仍存在若干挑战：一是层级覆盖不够均衡，帮扶资源集中投放于县级医院，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显著跃升，但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承接能力薄弱，优质资源越过县城继续向下延伸的渠道不畅；二是供需适配不够精准，部分帮扶科室设置、设备配置与受援地疾病谱、患者就医流向等存在偏差，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有待提升；三是成果续接不够稳固，帮扶周期届满后，人走技失的风险客观存在，本地团队独立开展高难度技术的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四是激励适配不够充分，现有考评体系对帮扶专家的长期贡献、受援方的主动承接等存在正向引导不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帮扶合力的持续巩固。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帮扶协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组团式”医疗帮扶不再是一般性工作安排，而是法定职责所系，不再只是资源输入的数量累积，更要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健全完善帮扶协作机制唯有从政策推动转向法治保障、从项目运作转向制度定型，方能回应法律实施的时代命题。
实践进路：在法治轨道上提升帮扶协作效能
健全精准适配机制，夯实法治化帮扶协作基础。以受援地健康大数据和疾病谱分析为依据，建立帮扶需求清单，同时摸清派出方学科优势与人才储备，形成供给能力清单，推动两张清单动态匹配。坚持一县一策、一院一策，把有限的专家资源、协作资金投向最急需的专科与最薄弱的环节。按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将相关工作经费列入预算”要求，推动帮扶协作资金项目安排对标法定职责，实现从粗放投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完善双向赋能机制，培育稳定的人才队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推动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干部和人才交流，引导干部和人才向民族地区基层流动”，各地应以此为遵循，构建立体化赋能体系，深化“师带徒”机制；创新柔性帮扶方式，完善周末手术、健康直通车、专科联盟等做法，推动帮扶由专家驻点向专科共建延伸；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持续扩大民族地区骨干赴东部进修规模，让技术留下、让人才成长。
构建长效运行机制，推动帮扶协作关系制度定型。依托远程医疗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使东部优质资源从阶段性驻点延伸为常态化在线。探索缔结跨域医联体与专科联盟，推动援受双方由帮扶关系走向发展共同体。建立后帮扶评估与长期支持制度，把民族团结进步成效纳入帮扶绩效评价，既考核技术输入的数量，更衡量本土能力的增量与群众获得感的质量，形成责任传导与价值创造的良性互动。
深化情感联结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诊疗全过程。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帮扶工作各环节，组织义诊巡诊进乡村、进社区、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让健康服务抵达最末梢；引导帮扶专家既做医术精湛的医者，也做民族团结的使者；深入挖掘和宣传帮扶实践中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舆论氛围，使每一次诊疗都成为凝聚人心、增进认同的过程。
东西部“组团式”医疗帮扶不仅是保障民族地区民生服务的重要安排，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载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接力标注了新的法治坐标。当优质医疗资源沿着法治轨道精准下沉，当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持续转化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情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路必将在东西部携手同行中走得更加坚实。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西部产业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研究》（GD25YGG03）、广州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广州研究）项目《广州“组团式”医疗帮扶的资源下沉困境及治理研究》（GZYJ2025031）、广州市博士后科研项目（2025年）、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