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七十五载薪火赓续，七十五年大道同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与多彩贵州深情结缘、同心相伴，因定点帮扶聚力相守、因履职使命并肩奋进，在黔中热土上书写了一段携手共行、笃行致远的非凡岁月。

巍巍黔山见证初心，悠悠黔水镌刻担当。多年来，贵州民盟始终坚守“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牢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扎根贵州大地、深耕基层一线。广大民盟盟员踏遍千山万水、遍访民情民意，躬身实干纾民忧、凝心聚力谋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笃行的担当，把民主党派的家国情怀、履职初心融入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让同心向党、履职为民的信念在黔贵大地根深叶茂、光耀山河。

回望民盟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为传承弘扬民盟与贵州休戚与共、携手共进的优良传统，隆重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贵州民盟成立75周年，即日起，民盟贵州省委联合贵州民族报社重磅推出《大道同行——民盟与贵州》专栏。溯过往，薪火灼灼启华章；向未来，笃行奋进新征程。让我们一同追溯奋斗征程，感悟赤子情怀，砥砺奋进、再启新程！

□ 王欣

1990年，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这一天，曾有人问他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志在富民。作为一名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不仅在学术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其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志向更是让人钦佩和敬仰。

费孝通的一生是“行行重行行”的一生，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乡村致富、小城镇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1950年第一次到访贵州，到此后的数十年间，费孝通又分别于1955年、1978年、1983年、1995年四次来到贵州，为贵州的发展多方奔走、出谋划策，在贵州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民族识别工作两次入黔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立初期，为把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少数民族同胞中，党中央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1950年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派遣访问团（后又增加东北共四路访问团）。时年41岁的费孝通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并作为中央西南访问团副团长、第三分团团长赴贵州进行访问。这是费孝通第一次踏入黔中大地。

1950年7月2日，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从北京出发，于8月14日到达贵阳（期间先到重庆进行了工作交流），1951年3月2日离黔返京。费孝通任团长的第三分团共计50余人，访问工作持续了六个半月之久，先后访问了贵州5个专区21个县，整个访问团队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陆续完成了数十本有关贵州民族工作的著作，为促进当地民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费孝通曾言：此次贵州之行，是上了一堂内容十分丰富的民族课。在访问过程中，费孝通共写了《千山万山访兄弟》等七篇文章，并在以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刊物——《新观察》上陆续发表。回京后，费孝通又将这七篇文章重新修订，集结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下文中提到的书均指此书），详述其在贵州做民族访问工作的所见所闻及学术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把党的民族政策带到了贵州，促进了民族稳定和融合。

新中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导致贵州各民族之间缺乏了解和理解。20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贵州时，曾在当地提出“少数民族要自由平等”的口号，为贵州解放后，在当地实施平等团结的少数民族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费孝通在书中曾言：我们急迫需要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深入地宣传到兄弟民族的人民大众中去。中央访问团出发到各兄弟民族区域进行访问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

1950年8月中旬，费孝通率领的访问团抵达贵阳后，先于17日参加了贵州省政府举办的座谈会，后在各级政府的安排下开始了访问工作。当年的贵州交通十分不便，费孝通一行常常需要翻山越岭，一走便是一整天，随行的马匹驮着米面和布匹。访问团的访问路线，在书中有详细的描述：贵州的兄弟民族即是这样多，分布又这样广，我们在六个半月的时间中，并不能遍访各地各族；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工作，黔东一路以镇远为止，黔南一路以贞丰为止，黔西一路以威宁为止。每路都挑了一县由一部分同志作比较深入的访问，对苗、仲（现在的布依族）、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

每到一地，费孝通都召集当地的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开座谈会，把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平等政策阐释清楚，把毛主席对各少数民族的关心代为转达。这一举措，极大地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使大家备受鼓舞。尤其在镇宁的扁担山，访问团进去时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参加群众大会的人数超过1万。

据记录，在炉山凯里（今凯里市）的一个晚上，费孝通率领的访问团与当地少数民族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人站起来唱了一首歌，他的音调深沉激动，情绪愈唱愈高，很多在场的苗族老人都流下了眼泪。坐在费孝通旁边的苗族群众说：歌词的内容主要是讲述苗族领袖如何起义，怎样鼓励群众，怎样进军，后来失败后，被官兵捉住，严刑拷打。这首歌从来不唱给外人听，但是今天这位老人破了例，他激动地说：从此苗汉是一家了。

在访问过程中，访问团宣传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并且说明了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是各民族的自由，苗族妇女听到后特别高兴。费孝通等人专程从北京带来了丝线，送给她们时说：“你们绣花绣得好，我们特地从北京带来了丝线送给你们，望你们绣出更美的花。”她们很是感激：“毛主席真体贴我们，毛主席想得真周到。”费孝通等人在施秉和贞丰时，曾到各村子里挨户访问，临走时把针线拿出来塞在苗族妇女手里。她们总是急急忙忙到房间里，找出块花袖子或是花条条，激动地说：“毛主席喜欢我们的绣花。”

访问团的文艺组对宣传民族政策和促进民族团结亦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群众中要传达感情和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熟悉的文艺形式。费孝通曾撰文回忆，在贵州镇远、龙里等地区表演时，访问团的团员和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在舞台上跳舞唱歌，总能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苗族、布依族、水族……跟汉族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多年后，费孝通曾忆起当年的访问工作：我们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无比的热情和善良。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相处非常融洽。这是我们按照周总理“以心换心”的教诲去做了之后，取得的良好效果。1951年3月，访问团离开贵州后，《人民日报》于3月22日特刊文《贵州人民怀念访问团》，表达了贵州人民对访问团的感激和留恋，结尾处说：中央访问团虽然已经走了，他们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半年有余的访问工作中，平等团结的少数民族政策随着访问团的足迹传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不仅密切了我们党及人民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民族隔阂，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祖国大家庭的团结，而且也为以后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摸清了贵州民族的基本情况，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到贵州之前，访问团的团员对当地的情况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贵州有哪些民族？各自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都居住在哪些区域？……访问团对这些基本问题，亦不能准确作答。因此，访问团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习俗、社会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于费孝通个人而言，这是他自瑶山调查后再一次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

据当时访问团团员彭清一（历任中央歌舞团演员、舞蹈队队长）回忆：费孝通同志白天和大家一起调查研究、做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工作，晚上则挑灯夜战，整理白天搜集的资料、撰写调研报告，经常忙到深夜。费孝通所撰写《千山万山访兄弟》等七篇文章几乎是与访问工作同步进行的。1951年2月，访问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在贵州省政府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费孝通作了重要发言，其内容涵盖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民族关系分析和民族发展问题等方面。后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又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并提交党中央，完成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于1951年11月出版发行。

《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的调研报告，共计一万三千余字、分为八个部分，全面阐述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渊源、社会性质、经济基础等多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对贵州的社会改革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50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曾规定：现在实行的减租、退押、反霸等法令，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这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社会改革。但贵州有许多地域属少数民族杂居，以民族界限作为是否实行社会改革的标准是有困难的。访问团认为，贵州在过去的四五个月内，少数民族情况已发生较大的改变，考虑进行社会改革的条件部分成熟。因此，在访问团的帮助下，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与会人员132人，其中中央访问团25人。会议确定了今后贵州民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即：根据各地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迅速成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广泛召开少数民族代表会或座谈会，在少数民族自觉自愿基础上，逐步进行社会改革。会后，政府发布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指示》等系列文件，为之后贵州较长时期内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针对社会改革的问题，费孝通在调研报告中建议在具体的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贵州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平衡，像黔东南的苗族，地主较少，且地主也积极参与劳动，因此佃户受到的剥削较轻，对减租并不十分积极要求。但是在黔西南一带的仲家（现在的布依族）区域——兴仁区（现为兴仁市），少数民族的地主较多，且一部分是依靠汉族统治势力，对本族佃户剥削重，这样的农民极力要求减租。费孝通认为：在这样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少数民族实行相同的社会改革，是不妥当的，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

客观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贵州百废待兴、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各项工作亦在摸索中前进。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民族工作的开展尤为困难。代表党中央赴黔慰问的访问团，尤其是当时在民族研究领域已颇有名气的费孝通，贵州党委及政府十分信任，对访问团及费孝通的意见高度重视。在他们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凯里区于1951年1月25日，召开了各族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炉山县凯里区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区级），为贵州其他地区开展区域自治区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范本，极大促进了全省民族工作的进展。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贵州相继成立了惠水夷族（彝族原族名）苗族自治区、丹寨苗族自治区、镇宁扁担山夷族自治区、龙里羊场苗族夷族自治区等，均是费孝通一行曾重点访问的地区。

除了直接指导贵州民族工作的开展之外，访问团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即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此，费孝通的建议是：培养干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办训练班和民族学院，一种是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尤其是在农协中提拔有成绩的干部参加政府工作。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组织下，费孝通一行先后举办了黄平县苗族干部训练班（来自15个乡镇的110余名学员参加），镇宁县布依族干部训练班以及在贵阳举办的全省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访问团向学员宣讲民族政策，讲解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区域自治等内容。截至1951年3月底，全省脱产少数民族干部达2088人，不脱产干部达33000人，全省有155万少数民族参加农协。通过开办训练班，访问团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了解加深，为贵州日后开办民族学院打下了基础。

智力支边，挖掘贵州的发展优势和潜力

1978年12月底，参加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的费孝通，抽空来到贵州，进行短暂的走访。根据当年民盟中央发给民盟贵州省委的通知记录，费孝通此行是受民盟中央委托，到贵州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了解民盟盟员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如何贡献力量，以及民盟盟员对民盟的意见和要求。

费孝通在贵州详细的走访行程及时间未能找到，仅有一份他到民盟贵州省委召开座谈会的会议通知和手写的会议记录。费孝通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领导要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除了亲自到群众中去，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把群众的意见经常反映上来。我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急速改造和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向前看……

当时，贵州的民盟盟员对未来感到非常迷茫、不明晰。费孝通来黔召开座谈会，不仅给大家吃了定心丸，鼓舞了士气，更为下一步贵州民盟组织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发展大潮。为适应新时期党的重点工作的转移和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扶贫开发的需要，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82年提出由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实践活动。1983年春节，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召开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挂钩会议，请各民主党派成员帮助边区省份开发智力资源。会上，来自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同志申请邀请民盟的专家学者赴黔讲学，特别提到了费孝通，费孝通欣然应允。

1983年7月6日，费孝通作为民盟组织“智力支边”第一批来黔讲学的专家，又一次踏上了贵州这片热土。在贵阳的6天中，费孝通就“民族识别”和“智力资源开发”问题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关于民族识别工作，当时的新闻报道记录如下：

孝通同志对贵州的民族工作历来极为关心，在此之前曾三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此次前来，在讲学之外又与我省民族工作干部、民族问题研究人员一起进一步商讨民族识别问题。在此期间，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成立由我省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专业干部和专家、学者十三人组成的我省民族识别审定小组，在孝通同志的指导下开始了工作。

费孝通于7月10日参加了贵州民盟省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并就“民主党派智力支边”的主题做了重要发言；7月11日，费孝通就“开发智力资源”做了专题报告，共有1300多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对于报告内容，有新闻报道记录如下：

孝通同志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什么是智力资源之后，着重指出了开发、培养发展智力资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结合贵州的实际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等几个方面，反复做了分析。他指出，重视智力资源开发，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关系到“四化”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国家的前途出发。他说，贵州有人才，有智力资源，问题是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为此，一要认真进行智力资源的勘查；二要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三要肯搞智力投资，扩大本省的智力资源。贵州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如果能把智力资源开发出来，把它用在建设上，贵州的经济、文化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开发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再拖十年二十年就太晚了。贵州人才外流比较多。这种“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况，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从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不要计较过去的荣誉得失，要向前看，要心里有国家，心里有人民，心里有“四化”；不仅要不断积累知识，而且要更新知识，传授知识，代代相传，不断扩大文化知识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据记录，费孝通在贵州工作的学生有六十余人，从新闻中得知老师来黔讲学的消息后，相约到宾馆拜望。费孝通见到久违的学生们，十分高兴，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为保护和开发贵州的智力资源不断做出新贡献。

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闭塞而落后，费孝通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作为蜚声中外、德高望重的学者， 到贵州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对贵州意义重大，其在之后数十年的发展中，各民主党派联手以“智力支边”为主，为当地诸多偏远地区发展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行行重行行之毕节行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因为民族访问、识别工作两次赴毕节。费孝通对当地当时的情况记录如下：“穷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吃的，我们带着米进村，分给村民吃；也没有穿的，访问团慰问演出、放电影，从山上下来看电影的人，不少妇女都没有衣服穿，我们访问团赶快用布给他们做衣服。耳闻目睹这种缺吃少穿的贫困情况，我心中很难过。从那时起，毕节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快点发展起来，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

1995年，费孝通终于实现了重访毕节的愿望。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委托，应毕节地委、行署（现为中共毕节市委、市政府）的盛情邀请，已有85岁高龄的费孝通不顾车马劳顿，千里迢迢赶赴毕节，于6月9日至11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专题调研。

6月10日，费孝通特意到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坊村走访了农户，还到了苗族群众家里了解吃穿用住和教育务工的情况；6月11日，费孝通听取了毕节地委、行署所做的工作汇报。三天时间里，费孝通冒雨调研，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议，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却仍然觉得：“时间太短，不能多走一些地方。”

看到毕节有所发展，他十分欣慰；而听到毕节依旧“三不通”（不通铁路、不通水路、不通航空）、贫困人口还有200万的现状时，他眉头紧锁，十分忧心。 在毕节市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费孝通针对毕节的问题和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交通发展，一定要修路，比如隆黄铁路的贯通，要快之又快，同时考虑是否能接通宜宾的码头，贵州、毕节可能就找到了出路；二是农业发展，要围绕特产搞加工、办企业，天麻、竹荪都是一等一的农特产品，营养价值高，要用先进的技术加工，需要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三是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吃苦耐劳，要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但是民族政策不能太急，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逐步积累条件，适当的时候请经济、文化等条件好的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共同发展。

在毕节期间，费孝通为毕节题词: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努力建设好毕节；为赫章县题词：外引内联，加快开发。脱贫致富，早奔小康。

6月12日，费孝通返回贵阳后，参加了民盟贵州省委举办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希望广大民盟盟员对如何做好教育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回京后，费孝通第一时间就促进毕节发展的相关事宜分别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铁道部写了一封信。在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中，费孝通建议：“修建隆黄铁路，势在必行，它是西南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干线工程，有利于沿线资源的开发。”在信的结尾处，费孝通情深且焦灼地说：“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届时脱贫（八七脱贫攻坚计划）问题日益紧迫，这次访黔，加强了我的这一感觉。每想及此，寝食难安。”在给铁道部的信中，费孝通直言，毕节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四十年前差别并不显著，隆黄铁路沿线资源极其丰富，该条铁路的建设有利于加快这一地区资源开发的步伐，是振兴地方经济、确保当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关键。年内，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修建隆黄铁路的建议》等，受到高度重视。

访问毕节结束后的8月，费孝通写下了值得让毕节人、贵州人永远铭记的《毕节行》，后收录在《行行重行行》（下）一书中。文章的结尾，他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曾经说过自己有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人民彻底告别贫困的话。希望犹在，这次毕节之行，却更增加了紧迫感。我一生志在富民，努力不懈，垂暮之年，更要奋力。然毕竟八十有五，腿脚渐趋乏力，真希望通达毕节的火车早日开通，也好免我汽车颠簸之累，能乘火车再访毕节，再为毕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当地同胞脱贫尽我一臂之力。”

乘火车再访毕节的愿望，费孝通终究没能再实现。但是，他对毕节的牵挂、为毕节百姓脱贫致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却被贵州人民永远地铭记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