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叶力 图/文庭辉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条例》明确提出要“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全民阅读，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还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规范和引导的基础上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五年前，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好花红村，一座由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乡村书院，用一场持续五年的文化实验，为条例的基层落地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这座书院叫叶辛好花红书院。它的故事，关乎书，但不止于书；关乎阅读，却远在阅读之上。它是一个人回乡的初心，是一群人汇聚的力量，更是一个民族地区如何以文化为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样本。
一个人的乡愁
好花红村，惠水县一个普通的布依族村寨。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花红调》的发源地，布依族儿女世代传唱着那首悠扬的山歌：“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藜蓬……”
2020年8月，在北京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惠水籍人士刘学文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这位从大山走出去的媒体人、省政协委员，带着半生积蓄和满腔乡愁，在惠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将原有的叶辛作品阅览室升级改造为中国第一家以著名作家叶辛名字命名的乡村书院——叶辛好花红书院。
为什么取名“叶辛”？因为叶辛是从上海到贵州插队的知青，在黔山秀水间扎下根来，一待就是十年。他把青春交给了贵州，贵州也回报他以《蹉跎岁月》《孽债》等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作品。在刘学文看来，叶辛本身就是“外来者融入贵州、扎根贵州、反哺贵州”的象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的生动写照。
书院建起来了，但刘学文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当前许多乡村书屋的痛点——有书没人读。硬件设施可以一次性投入，但如何让书屋“活”起来，让各族村民和孩子们真正走进去，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题。刘学文的答案是：以活动聚人气，以内容塑灵魂，让书院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园。
歌声飞出了大山
2020年书院创办之初，刘学文在组织阅读活动时发现，村里的布依族孩子们眼里对新生事物充满渴望，但乡村美育资源匮乏，单纯的书籍捐赠，似乎无法填补孩子们心中的那块空白。
通过“书香政协”平台，书院联系到了贵阳瀚微音乐学校校长贺丹。她带着音乐教师志愿者，每周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村里，教孩子们识谱、唱歌。一开始只有七八个孩子，后来越来越多，连隔壁村寨的孩子也跑来了。
2024年6月，一个名为“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艺术团体在书院牵头下，与贵阳瀚微音乐学校、辉岩民族小学联合成立。合唱团有三十多个孩子，大部分是布依族，也有苗族和汉族。
这群从未到过省城的布依族孩子，开始用歌声丈量世界。他们走进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登上“天下贵州人”跨年晚会的舞台，到遵义参加合唱比赛。每次演出，孩子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真正的高光时刻出现在2025年“六一”儿童节。应96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郑小瑛邀请，三十多名乡村孩子飞往厦门，参加专场演出。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登上高雅的艺术殿堂。当纯净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在厦门的舞台上响起，当那些曾经只在大山里的孩子面对台下如潮的掌声时，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比灯光还要璀璨的光芒。
这个故事，后来被刘学文带到了2026年贵州省两会的“委员通道”上。面对中央和省级媒体，他说出了自己的感悟：“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见识过世界之大，依然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孩子们不仅看到了大海的浩瀚，而且更懂得了家乡《好花红》的珍贵。”
微光成炬
从2020年至今，叶辛好花红书院累计举办读书分享会、专题讲座、朗诵会、乡村音乐会等文化活动超过两百场。这些活动不只是简单的朗读和背诵，而是真正的文化盛宴。书院围绕贵州的“四大文化工程”，邀请了一批批大家学者走进乡村。
“时代楷模”刘芳来到这里，分享《阅读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一位布依族老阿妈听完后拉着刘芳的手说：“你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比谁都亮堂。”
著名文化学者顾久讲授《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古老哲学在田间地头落地。有村民听完后说：“原来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就是我们老人家常讲的‘说到做到’。”
著名文化学者徐静讲授《红军长征与贵州红色文化》，村里的老党员听得热泪盈眶。著名作家姚晓英讲授《屯堡文化的家国情怀》，让村民们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六百年前那段移民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邵志庆带来花灯戏的分享，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非遗魅力。贵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穆维平畅谈《民族音乐的根在乡村》，重新唤起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石、著名作家汪一洋等近百位名家相继到访。他们的到来，让村民们意识到：大山之外的世界很大，但大山里的文化同样精彩。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活动已吸引二十多万游客走进好花红村参观旅游，间接带动村民增收1200多万元。曾经农闲时喝酒、打麻将的村民，开始走进书院读书、唱歌；曾经的留守儿童，有了“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陪伴，性格变得开朗了许多。
根脉与交融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意义，不仅在于阅读推广，更在于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阵地。
书院所在地好花红村，是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的发源地。书院自建立之初，就自觉承担起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通过讲座、展演、研学等方式，《好花红调》和“枫香染”的传承与传播被赋予了新的活力。村里有个叫王阿婆的老人，做了六十多年枫香染，以前她总觉得年轻人不爱学这门手艺了。书院请她去给孩子们上课后，她说：“没想到城里来的游客也喜欢，我的东西还摆到书院的展架上去了。”
更为可贵的是，书院成为了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据不完全统计，书院每年要接待十多次台湾同胞参访团。在书院里，台湾同胞听布依族山歌，看枫香染制作，与当地村民围炉夜话。有一次，一位台湾老先生听完《好花红调》后红了眼眶，他说：“这首歌的调子，和我外婆在台湾唱的好像。原来两岸的根，从来就没有断过。”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台湾同胞不仅看到了大陆乡村的日新月异，更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好花红”这首源自惠水的山野小调，如今已升华为象征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在2026年黔南州两会上，作为州政协委员的刘学文提出“四维并举打造‘好花红’品牌”的建议，希望通过民族之花选拔、非遗时装周、民歌征集传唱等活动，让民族团结的旋律响彻山河。
近年来，书院多次受到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黔南州委统战部的表扬和充分肯定。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标志着书院在凝聚新的社会阶层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从1座书院到43座书屋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叶辛好花红书院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成为一个文化IP、一种可复制的模式。惠水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品牌价值。2023年底，惠水县以县委办、县政府办名义正式下发《惠水县叶辛好花红书院村级（学校）书屋示范创建工作方案》，提出下好全民阅读“一盘棋”，将乡村文化价值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到2024年8月，叶辛好花红书院已在该县挂牌成立四十三个村级（学校）书屋，覆盖二十六个村（社区）、十所学校。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辛亲自深入芦山镇、濛江街道的书屋，与基层读者面对面交流。每到一处，都有村民早早等在书屋门口，有的还带着自己写的诗请叶辛指点。
这种模式的火种，迅速点燃了贵州多地。黔南州荔波县成立了“叶辛荔波文学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建成了“叶辛普安红书院”，安龙县设立了“叶辛安龙文学馆”。这些书院的创办，证明了“叶辛好花红书院模式”的可复制性——用名人效应带动，用能人情怀坚守，用常态活动激活，用党政支持保障。
刘学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开了多少家书院，而是看到每个地方的书院都“活”起来了。“荔波那边用文学院做研学，普安那边结合茶文化做读书会，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千篇一律，是一院一品。”
站在新起点上
回顾叶辛好花红书院走过的这五年多，从一个人回到家乡，到一群人汇聚于此；从一个简单的阅览室，到遍布该县的四十一个书屋；从孩子们第一次摸到书本，到他们登上厦门的舞台——这正是一部社会力量响应国家号召、政协委员投身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
各级领导先后到书院调研，对书院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份肯定，既是鼓励，更是期待。
刘学文说：“乡村阅读，绝非简单‘送书下乡’。我愿继续以‘书香政协’为桨，以乡村书院为舟，载着孩子们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驶向他们内心更丰盈、更自信的未来。”
好花红处是吾乡
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织的童谣。墙上的牌匾“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或许，“最美”的并非书屋的建筑，而是那一束束被点燃的微光——那是各民族的孩子们在同一片屋檐下读书的声音，是布依族老人在枫香染旁向年轻人传授技艺的身影，是台湾同胞与村民围炉夜话时的笑声，是一个从大山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人，用五年多时间种下的文化种子。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实践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刘学文这样的“乡村耕读者”去深耕；乡村文化振兴，需要让书香浸润每一寸土地；而民族团结，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魂、自己的骄傲。
当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在书香中看见世界，当每一个民族都能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当每一个村庄都能在阅读中找到自信——那才是真正的“好花红”：花开遍地，香飘万里，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记者手记
叶辛好花红书院的五年实践，带来了不少值得深思的启示。
启示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要让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被看见、被尊重、被传承。
启示二：乡村文化振兴，关键要让人“动”起来。
书院的经验表明，一个乡村书屋的生命力不在于藏书多少，而在于活动多少、人气多旺。当文化从静态的“藏书”变成动态的“交流”，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润物无声中扎下了根。
启示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铸就。
书院的做法启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落实到具体的文化活动中。当布依族的山歌、苗族的银饰、汉族的典籍在同一座书院里交相辉映，当各民族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书、同一个舞台上唱歌，“中华民族一家亲”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生活。
启示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化经验。
好花红书院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不是“盆景”，而是可以推广的“风景”。从一座书院到四十三个书屋，从一个村到多个县，这种裂变式的扩散，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路径参考。关键是，这种复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在核心模式基础上因地制宜、一院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