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炳镐 高洁

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规划交汇的关键节点，贵州“村T”走上马年春晚，与56个民族同胞的笑脸共同亮相，将“村字号”这一源自黔贵大地的乡土文化现象推向了国家级舞台，这是新时代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文化之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村字号品牌活动……”这一重要部署，贵州的“村字号”已超越单纯的群众文体活动范畴，成为“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和“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关键载体。

以文铸魂，在情感共鸣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贵州“村字号”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化热点，其深层逻辑在于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时代重塑。贵州通过将民族文化置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进行重新审视，使民族文化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村民基于自身生活、习俗与情感的自发创造，通过数字赋能、产业融合，将原本局限于村寨、节日的银饰、刺绣、歌舞等碎片化文化资源，整合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IP，让民族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这种转化彻底改变了以往民族文化传播中“被观看”“被展示”的客体地位，确立了各族群众作为文化传承者和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性的觉醒，正是文化自信最深厚的根基，民族文化成功转变为激活区域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活性要素，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跨越。

“村字号”活动通过体育搭台、文化唱戏的方式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搭建了一个广阔平台。在“村超”“村BA”赛场，各民族歌舞同台竞技，各族群众不分彼此围坐观赛，这种超越地域的情感共鸣，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体验。一系列“村字号”活动，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村字号”系列活动正是贵州省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的鲜活实践。

以产聚力，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生态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如何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贵州“村字号”现象之所以能持续升温，根本在于其探索出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产业发展新路，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贵州“村字号”实践探索出一条“体育+文化+旅游+农业”的融合发展新路径，构建了“流量变现”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村超”为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贯彻“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的理念，通过组建新媒体工作专班、建设新媒体产业园，不仅引入了外部的数字技术，更通过“万人村寨代言人培育计划”，将本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留守妇女转化为具备数字素养的“新农人”，将原本分散的乡土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结构化重组，使民族文化资源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从“在地资源”向“全球流量”的跃升。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资源配置优化，正是新质生产力在县域经济中的具体体现，响应了国家关于“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导向，将“流量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红利”。

“村超”已超越单一的体育赛事范畴，演化为一个庞大的“农文旅体商”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赛事是核心吸引，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农业是根基。依托“村超”赛事带来的巨大流量“以赛促产、以赛促销”，灵活利用新媒体平台广泛进行农产品的宣传推销，在这一过程中，“流量”不仅引起了群众关注，更转化为了可确权、可交易、可增值的“数据资产”。

“村超”带动了农特产品如牛瘪、腌鱼等标准化生产，非遗文创如苗绣、银饰的设计加工，以及餐饮、民宿、交通等服务业的全面兴旺。这种“流量变现”的模式成功将线上的“关注度”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力”。同时，为推动“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榕江县通过“村超”品牌授权联名、公益合作等方式，与汇源、百度、索尼等50余家企业达成合作。榕江县委、县政府将“村超”品牌收益的51%反哺全县250个村的集体经济，49%用于支持乡村体育公益事业。这种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解决了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增收困难的短板，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与价值链的攀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强劲动力。

以治强基，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新路

文化认同凝聚精神合力，产业转化夯实经济基础，而治理创新则是保障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与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制度基石。

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首要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贵州将民族事务治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轨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贯穿于各领域各环节。贵州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长期实践，为法律实施提供了成熟的组织经验。同时，贵州将民族事务全面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推动资源、力量、服务下沉。

在贵州的基层治理中，民族文化是提升基层善治水平的重要依托。贵州通过探索“寨管委”等基层治理单元的重构，搭建制度化的协商议事平台，在民族地区形成了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商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文化活动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或展示，而是转化为凝聚共同情感的治理媒介。贵州“村字号”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场域”，成功打破了地域、城乡之间的壁垒，促进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的深度嵌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将文化资源的开发权、收益权赋予当地群众，让各族人民在共同举办赛事、经营产业、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持续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认同。贵州以群众性文体活动为纽带、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基层共治为保障的模式，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回望，“村字号”现象不仅是乡土文化的自发觉醒，更是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自觉探索。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贵州正以“村超”“村BA”“村T”等“村字号”为支点，撬动文化自信的深层地基，激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这股源自大山深处的蓬勃力量，必将汇聚成江河，在新时代征程上书写更加壮丽的贵州篇章。

（作者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