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昱洁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评价，为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带来了高效、精准的发展新可能，也引发了一系列法治层面的现实挑战。当前，AI辅助评价在权力来源、程序正当、权益保障、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极易侵害教师的合法权益，影响评价公信力。因此，笔者立足法治视角提出规制路径，以期为保障思政课教学质量、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法治风险

权力来源模糊。高校使用AI技术对思政课教师进行评价，这项“权力”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5条、第45条确立了教师评价和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5、51条赋予高校对教师进行管理和评价的自主权，但使用AI等数智技术辅助教师评价，需要在学校的章程或具体的规章制度中予以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个部门、依据何种程序才可以使用AI进行辅助评价，否则极易导致执行不规范。但是，各高校自行制定的评价规范差异大，导致评价权力的来源、行使主体、适用情形和程序边界模糊。

程序正当性不足。当前AI评价难以保证过程公开、透明、公正。特别要研究如何建立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算法决策机制才能保证AI评价的程序正当，如何设计思政课教师AI评价指标体系以确保评价过程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因此，需要基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构建AI评价的程序规范体系，包括评价标准的制定程序、数据采集的告知同意程序、评价结果的公示与说明程序等。

权益保障亟待完善。从教师权益看，如何保证其名誉权、隐私权及人格尊严；从学生权益看，如何保障其数据隐私、评价公正和受教育权；从学校权益看，如何预防课堂数据外泄风险，如何统筹其管理效能、知识产权与合规性责任；从督导权益看，如何防止督导的专业判断被技术结论所替代或削弱等，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时代要实现高校教育健康、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并探寻解决之道的重要课题。

责任追究机制亟待健全。当前对于AI评价产生的法律纠纷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清、数据泄露等短板，最终的责任承担者不明确、追究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教师的维权渠道不畅，异议复核和权利救济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升。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规制路径

确立教师评价法治框架，规制AI赋能权限边界。构建AI评价的合法性基础与权限规制体系：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与教师评价相关的条款，明确AI评价的法定依据与权限范围，特别关注思政课教师政治评价的特殊要求。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在教育法典编纂中确立教育领域AI应用的基本规范，从源头上筑牢AI评价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领域的立法中还应明确教育机构与技术使用者的责任划分。

构建程序规范体系，保障评价过程的正当性。基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构建全覆盖、可审查的程序机制。确立评价标准制订的参与程序，保证教师、专家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论证，特别注重思政课教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要求；完善数据采集告知同意程序，明确告知范围、方式和退出机制；建立算法透明度保障程序，要求对重大决策提供说明理由；健全评价结果公示和异议程序，保障教师申辩权利。

设计权益保障机制，平衡技术赋能与评价主体权益保护。针对“参与主体合法权益易受技术侵害”等挑战，要构建多维度的权益保障体系，建立数据采集负面清单制度。针对课堂录音录像、学生表情数据、网络信息等多源数据采集可能带来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侵权风险，明确禁止采集的数据类型和范围；制定教育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根据敏感程度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保障学生权益，确保其数据隐私权与受教育权；构建参与评价主体的数字权益体系。要保障教师权益，维护其职业尊严与发展权利，明确教师在AI评价中的知情权、同意权、算法结果解释权、异议与复议权等。

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健全救济机制。明确责任主体，通过法律划定责任边界；建立“投诉—复核—申诉”三级救济机制，包括便捷的在线投诉平台、多元组成的复核小组、向主管部门申诉的渠道，建立异议提出和复核机制，保障教师对评价结果的异议权；建立数据更正和删除机制，维护教师的个人信息权益；健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机制，确保违法行为得到应有惩处；建立教育行政部门、网信部门等多方参与的协同监管体系，形成监管合力。

唯有从法治框架、程序规范、权益保障、责任追究四个维度系统发力，明确权限边界、完善程序体系、健全救济机制，才能有效防范技术带来的法治风险，实现技术赋能与权利保护的有机统一，让AI评价真正服务于思政课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6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风险识别及其规制》（编号：XSP26YBC12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