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孟旎
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国已将发展数字经济与培育未来产业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突破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正深刻重塑产业竞争格局与发展范式。未来产业，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然而，在实践推进中，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快速迭代与现有产业经济系统的融合过程存在结构性挑战，亟待从系统协同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并寻求破解之道。
一、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未来产业的主要挑战
数字新质生产力以其强大的融合性和创新性，为未来产业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其赋能过程面临多重现实约束。首先，技术突破与制度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时滞，以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迅猛，但相应的数据产权界定、算法治理、安全监管等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抑制了技术成果的规模化转化与应用。其次，算力资源、数据要素的配置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失衡，尽管“东数西算”工程在优化全国算力布局，但东部地区在需求牵引、创新生态上的优势与西部地区在能源、土地资源上的优势尚未形成高效协同，数据跨域流动的制度与技术壁垒仍存，制约了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与算力网络效能的充分发挥。最后，创新扩散过程中衍生出新的“能力鸿沟”，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数字技术获取、吸收与再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可能导致未来产业布局的“马太效应”，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挑战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并非自动、线性地引致未来产业发展，其赋能效果依赖于技术与经济、社会系统复杂互动所形成的“耦合状态”。
二、“技术—经济”系统的动态耦合机制
为破解上述挑战，需超越传统的单线因果分析，将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视为一个“技术—经济”的复合系统。该系统包含两大子系统：技术子系统，核心是数字技术的迭代速率、扩散广度与应用深度；经济子系统，涵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制度环境的适配弹性及市场需求的结构与容量。两大子系统通过以下核心机制实现动态耦合与协同演化：
渗透融合机制。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通过嵌入未来产业从基础研发、产品设计、智能制造到服务延伸的全价值链，触发产业组织形态扁平化、网络化变革，催生平台经济、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本质是技术子系统向经济子系统的价值溢出与形态重塑。
反馈加速机制。未来产业萌发的具体场景需求、性能要求与成本约束，形成强大的市场信号，反向牵引数字技术的研发方向、迭代重点与资源配置优先级。例如，智能制造对实时感知与精准控制的极致要求，推动了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机制体现了经济子系统对技术子系统的选择与塑造作用。
选择约束机制。市场规律（成本收益分析、竞争格局）与制度规则（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共同构成一个“选择器”，对涌现的技术路径与商业模式进行筛选、规制与引导。合理的约束能防范技术风险、抑制无序竞争，促进形成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这三大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系统从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同演化的路径与速度。耦合协调度是衡量两大子系统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三、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格局
构建涵盖“技术投入强度、创新产出质量”“产业高级化指数、要素配置效率”“制度支持力度、市场发育程度”等多维指标的评价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可以发现我国区域间技术—经济耦合状态呈现梯度差异与类型分化的显著特征。
高度协调型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区域技术子系统活跃，经济子系统发达，融合与反馈加速机制运行较为顺畅，已形成若干未来产业集群雏形。其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如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优化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并防范技术路线锁定风险。
中度协调型区域多见于中部部分省份及成渝等西部重点城市群。其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与创新资源，技术吸收与转化能力较强，但在核心技术创新、高端要素集聚等方面与高度协调区存在差距。其发展关键在于加强跨区域创新协同，畅通与东部技术策源地的连接通道，同时完善本地产业生态，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低度协调型区域多处于西部地区。其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传统产业比重较高，技术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互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这些区域，盲目追求技术前沿并不可行，更现实的路径是聚焦本地特色资源（如清洁能源、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等），引入适用性数字技术进行改造升级，在特定细分领域或应用场景打造差异化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四、构建差异化、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划分，未来产业的培育政策应摒弃“一刀切”思维，转向精准施策、分类指导。
高度协调区，政策重点应转向“生态构建与全球引领”。鼓励其布局前沿技术“无人区”，建设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未来产业创新策源地。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全球智力资源。在监管层面，推广“监管沙盒”等适应性治理工具，为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安全试错空间。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与标准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度协调区，政策核心在于“强化链接与提升能级”。积极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承接东部技术溢出与产业转移，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合作园区。重点加强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汇聚与算力服务能力。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形成与大企业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
低度协调区，政策着力点应放在“补齐短板与特色突破”。国家层面应加大在算力网络、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倾斜性投入，夯实其数字化发展的“底座”。鼓励其探索“数字经济+特色产业”融合模式，如智慧能源、数字文旅、智慧农牧等。加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全社会数字素养，逐步培育内生发展能力。
在宏观层面，需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推动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机制，加强规划衔接与政策协调。此外，可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耦合监测与仿真平台”，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评估与前瞻模拟，不断提升产业治理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深度融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之举。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技术—经济”复杂系统动态耦合、协同演化的过程。面对技术迭代加速、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国情，必须树立系统思维，科学诊断不同区域的耦合协调状态，深刻理解其内在的渗透、反馈与选择机制，在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基础上，不断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以数字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核心引擎。未来，唯有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构建与区域适配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与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才能有效化解当前面临的挑战，推动未来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梯次发展、有序布局，最终为构筑国家综合竞争新优势、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产业与技术根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商学院；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Q2024D158）和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025CXZ000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