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柳仪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为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与城乡一体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系统探索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推动就业、治理、服务等多维衔接，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响应，更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动实践。

深刻认识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进城乡融合、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仅强调人口集聚与空间重构，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合，这就要求在推进安置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统筹物质基础与精神建设，实现搬迁群众从“安居”到“乐业”、从“融入”到“认同”的转变。贵州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城镇集中安置比例达95%以上，为探索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分析贵州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对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深层次融合有待增强。一方面，部分群众不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严格的公共规则与复杂的社交环境，容易形成自我封闭的“心理孤岛”，进一步加剧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原有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被打破，而新的现代社区关系尚未有效建立，导致安置社区内部的人际互动频率降低、信任机制薄弱，社区整体凝聚力有待增强。这使搬迁群众融合更多停留在居住形式、基础设施等物理层面，而难以深入到心理认同、文化适应与情感归属等更深层次的融合。

就业问题制约长远发展。“稳就业”是“稳人心”的基石。然而，当前部分安置区的就业支撑体系仍显脆弱。一方面，搬迁群众由于长期从事传统农业或体力劳动，普遍技能单一，难以直接满足城镇产业对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要求，而安置区周边就近就业的岗位多集中在临时性岗位，这些岗位不仅稳定性差、收入水平有限，且缺乏职业成长通道和技能提升空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搬迁群众的生计状况。另一方面，部分安置区在初期规划时未能充分考虑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特别是缺乏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作为支撑，导致区域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无法持续满足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存在返贫风险。

“公共服务不充分”削弱归属感。一方面，虽然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已建成，但在关键资源如师资力量、医疗水平、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仍与老城区存在显著差距，出现“有硬件，无软件”的现象。另一方面，针对搬迁群众的市民化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区养老等精细化服务供给不足，管理服务的理念和方式尚未完全从传统的农村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导致群众在享受服务时难以顺畅融入新环境。

“治理效能不高”影响融合深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化管理思维与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要求不相适应，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多方主体权责不清、协同不畅，导致管理服务出现“真空”或“重叠”。另一方面，未能有效借助数字化手段构建全面覆盖的搬迁人口动态管理数据库，对群众的就业、就学、健康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掌握不够精准，难以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治理的精准性和预见性有待提升。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构建开放、包容的社会融入体系。一要深化市民化培训机制。培训内容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技能培训，应系统性地开设“城市生活课堂”，全面涵盖城市规章制度、交通安全、权益维护等，帮助搬迁群众在思想认知和行为习惯上主动适应城市发展，增强其在城市生活的自主能力和归属感。二要创新社区文化建设。积极组织民族节庆、社区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为居民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同时，在社区公共空间打造中，应有意识地融入迁出地的文化符号、传统元素与集体记忆，增强搬迁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联结，逐步构建“互嵌共生、邻里互助、文化共融”的社区新文化。

打造多元化就业保障体系。一要实施“精准滴灌”式技能培训。建立“就业意愿清单”和“岗位需求清单”，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培训，直接与企业用工需求挂钩，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就业成功率。重点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园区企业需求，开展电工、焊工、家政、养老护理等市场急需工种的技能认证培训。二要拓宽“内外结合”的就业渠道。要积极发展社区工厂、帮扶车间，开发社区保洁、绿化、巡逻等公益性岗位。要建立与东部对口帮扶城市、省内中心城市的劳务协作机制，组织化地开展劳务输出，并做好外出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和家庭关怀。三要培育“特色引领”的后续产业。结合资源禀赋，扶持发展民族特色手工艺、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鼓励搬迁群众通过土地、资金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分享增值收益。

提升优质化公共服务供给。一要推动公共服务“硬软件”双提升。在持续改善学校、医院等设施条件的同时，重点通过“县管校聘”、教师轮岗、医联体建设等方式，引导主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向搬迁安置区域延伸和覆盖，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服务差距。二要推进服务“数字化”赋能。积极整合公安、人社、医保、民政等部门数据资源，构建一体化的“搬迁人口综合服务”数字平台，实现就业信息精准推送、社保医保线上缴费、政策补贴“免申即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格局。一要健全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强化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领导地位，构建“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楼栋长”的多方联动治理架构，明确权责清单，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议事协商制度，共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二要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推广“积分制”管理模式，将群众在社区治理、公共环境维护、志愿服务、文明宣传等方面的行为量化记录，并给予相应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服务等，引导群众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自我管理”。同时，注重从搬迁群众中发掘和培养一批热心社区事务、具备组织能力的群众，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工作者和治理骨干，让他们成为社区和谐与融合进程的带动者和代言人。（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