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晓桐 陆继锋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部分乡村地区仍面临基层组织效能有待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尚不健全等挑战，笔者整合“五治一体”框架与社会组织赋能机制，分析二者的协同价值，从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维度提出协同治理路径，为构建高效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凸显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地位。乡村治理现代化应实现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着力推动“五治”融合，即政治引领强化组织保障，法治保障维护公平秩序，德治教化培育文明乡风，自治强基激发内生动力，智治支撑提升治理效能。社会组织凭借资源整合、社区动员、专业服务等优势，可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二者协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路径，共同奠定乡村善治的坚实基础。

一、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与协同治理的价值逻辑

笔者所指社会组织，包含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属性，是适配乡村治理场域的专业服务类、本土互助类、产业协作类功能性组织，其作为“政府—市场—村民”中介枢纽，可弥补市场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功能，是乡村多元共治的重要载体。

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市场与群众的桥梁，能有效弥补单一治理主体的不足，“五治一体”的治理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系统框架，二者协同的价值逻辑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链接外部政策、技术、人才资源，激活乡村内部闲置生产要素，为“五治”实施提供资源支撑；二是凝聚政府、群众、市场主体合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三是结合乡村风土人情开展差异化治理实践，促进“五治”机制落地生根。这种协同关系既强化了“五治一体”体系的实践效能，也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

二、“五治”融合与社会组织赋能的协同治理路径

政治引领与组织协同相结合。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社会组织可从两方面协助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一方面，参与党员教育培训，协助提升基层党员的政治素养，为建强“头雁”队伍提供专业支持，强化政治引领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党组织与村民的沟通桥梁，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收集村民的合理诉求，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同时重视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法治保障与专业支撑相结合。法治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社会组织可通过提供专业支撑破解法治挑战。法治宣传上，通过结合乡村热点事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转变群众的观念；法律服务上，链接法治人才资源，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服务，弥补乡村法治人才不足的短板；在制度执行上，鼓励群众参与行政执法监督，推动行政执法公示等制度在乡村落地，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德治教化与文化培育相结合。德治教化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社会组织在文化培育与道德引导中同样具有优势。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地方特色将道德理念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并广泛宣传群众身边的道德典型，以真实事迹激发村民崇德向善的内生动力。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村规民约引导、文化活动浸润等方式推动移风易俗，持续营造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

智治增效与数字赋能相结合。智治是乡村治理的技术支撑，社会组织可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落地应用。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社会组织可协助政府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以此提升群众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能力，缩小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数字鸿沟；场景应用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助力推动数字化手段和先进技术与农业生产、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平台搭建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协助构建村级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日常事务功能线上化，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自治筑基与主体激活相结合。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社会组织可通过机制完善和主体动员来激活群众参与热情。制度层面上，社会组织可协助村委会修订村规民约，结合乡村实际完善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机制，让村民自治制度更贴合群众需求；主体层面上，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搭建主体参与平台，引导村民围绕乡村治理日常事务发表意见。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而“五治融合”与社会组织赋能的协同模式为迎接当前治理挑战提供了新思路，二者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引导社会组织精准对接“五治”实践中的具体需求，避免服务与治理实际脱节；同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倾斜和能力建设，持续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与公信力。通过这一协同治理模式，不仅能全面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将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9CXSXJ2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