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 阳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其实现程度始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关联。当前，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不仅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更为人的全面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三重维度解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要求，也是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现实路径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下的赋能机理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根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调整，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将促进人的发展形态升级。”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其赋能作用首先通过劳动形态的智能化重构能力结构。传统生产力背景下，劳动以体力消耗或重复性脑力劳动为主导，人的能力被局限于特定生产环节。新质生产力通过智能技术对劳动过程的渗透，推动劳动形态从“执行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跃迁：智能装备替代机械性体力劳动，算法工具简化重复性脑力劳动，这种变革使体力与智力在创造性劳动中协同提升，为“体力和智力充分发展”提供可能。

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拓展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非竞争性、可共享性特征打破了资源垄断逻辑，使教育、技术、信息等资源跨越地域实现普惠配置，重构了“发展机会平等”的实现路径，为“个性自由发展”奠定基础。

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丰富了交往维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传统生产力下人的交往局限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封闭圈层，范围狭窄且同质性高。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交往，构建起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形态，使个体从“单一身份角色”向“多元社会角色”转变，在不同社群中实现自我表达与价值认同，为“社会关系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历史逻辑：生产力演进中人类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赋能，是生产力发展与人类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结果。农业革命前，原始生产力下人类依赖采集等，发展处于“被动适应”状态。农业革命催生定居农业与手工劳动，使人摆脱对自然的即时依赖，形成初步生产自主，但发展仍被土地束缚，呈现“地域性、封闭性”特征，可概括为“生存需求主导的有限自主”。

工业革命以机器大生产为核心，蒸汽技术、电力技术的应用使人从繁重体力劳动中部分解放，但“标准化、分工化”特征导致人的发展陷入“能力异化”——工人被固定于流水线单一环节，成为“片面发展的人”。尽管如此，工业革命推动教育普及与城市文明发展，为人的智力发展提供初步条件，使人的发展进入“体力解放与能力分化并存”的阶段。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核心，其“智能化、协同化”特征超越了工业生产力的局限：智能技术彻底解放体力劳动与重复性脑力劳动，使人摆脱“片面分工”的束缚；数据要素的共享性与网络交往的开放性，推动人的发展从“能力分化”向“全面觉醒”跃迁。这一阶段人的发展突破“地域、职业、身份”的传统限制，呈现“自主性、全面性”特征，是生产力演进中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

三、实践逻辑：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的协同推进

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赋能，需要通过“技术应用制度适配——社会协同”形成合力。技术的“可及性”是赋能的前提，实践中需推动技术普惠：一是数字基础设施下沉，加快5G、物联网等向基层、农村延伸，缩小技术接入差距；二是数字能力普及，针对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开展精准化数字技能培训，避免“数字鸿沟”导致发展排斥，确保所有群体公平享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资源。

技术是中性的，其影响取决于制度约束。在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需通过制度创新避免“技术异化”风险：劳动领域应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保障制度，规范算法应用；数据领域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明确数据使用边界；教育领域则构建终身学习制度，推动内容向“创新能力培养”转型，确保技术进步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

此外，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协同参与：政府发挥“引导者”作用，通过政策支持推动技术普惠与制度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兼顾效率与人文关怀；社会培育“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倡导“技术服务于人”的理念。多元主体协同将构建“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社会支持”的良性生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持续支撑。

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今天，唯有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核心，才能让技术进步成为人类发展的助推器，在生产力演进与人类发展的辩证统一中，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