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少鹏 杨昌儒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深邃历史眼光、宏大国际视野和未来战略思考，深刻阐述了这场战争胜利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关键。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和战略枢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各民族力量、支援全国抗战，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贵州，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建设，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赢得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的贵州地方组织成立后，成为团结带领贵州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并积极发动贵州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不断地加强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动员各族群众参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障战时物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12月后，中央红军及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进入贵州，组织了红军遵湄绥游击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革命武装，建设了“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其中，中共赤合特支组织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声援东北义勇军，唤醒和激发了贵州各族人民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贵州先后建立了中共黔东工委、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的地方组织，使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得到了广泛宣传，动员了各族青年入伍北上抗日，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占领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林青关于贵州地下党的组织情况汇报。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成为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活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组织地方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成为贵州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领导者。“卢沟桥事变”后，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组建，贵州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逐渐扩大，有力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在党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全省各族人民的中坚力量，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显著激发与呈现。
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贵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使命，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逐渐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意志和行动熔铸一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激发了蕴藏在各族人民之中的无穷伟力，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组织动员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1938年5月，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安排下，中共党员邵公文利用庆祝书店开业的机会，成立统一战线组织——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由中共党员王启霖、何战白、蒋蔼如组成党小组领导座谈会的活动，重点座谈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理解。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贵州地区党组织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顽固派妥协、分裂、倒退的斗争中，团结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等，争取了各种地方中间势力，国民党贵州当局迫于抗日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贵州各族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汇聚的抗战大后方。1939年1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形成我们党连接延安与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红色枢纽，凝聚起一股重要的抗日救亡力量。在血与火中，交通站护送了大批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国际友人往返于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士、知识分子、工人等与贵州各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在军工生产、难民救助、文化交融等共同实践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场域，谱写了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壮歌，对推动贵州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抗战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形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辉煌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州各族群众积极开展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目标的广泛宣传动员。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抗战宣传，不仅唤醒了各族群众的救国意识，更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贵州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国难，通过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文化宣传等形式切实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中，中共贵州省工委积极影响、团结、引导文化艺术教育界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民，开展一系列文化救亡活动。依托《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以及“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等阵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主张；在贵阳、遵义等地创办《贵州日报∙抗战增刊》《烽火》等刊物，用多种民族语言宣传抗战，使“抗击日寇、保卫中华”理念深入人心；“沙驼话剧社”上演《放下你的鞭子》，揭露日军罪行、唤醒民众觉悟；“筑光音乐会”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与浙大“黑白文艺社”开展的诗歌朗诵激荡人心，将保卫家园、保卫祖国、保卫中华的呐喊化作精神号角；大夏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大夏歌咏队”，以激昂的旋律唱响抗日救亡之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抗战时期遍及贵州全省的全民族抗战运动说明，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紧急关头，贵州各族群众都在为抗战贡献力量，甚至不惜牺牲。这一时期贵州各族人民的贡献，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资源。
【作者分别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本文系贵州省民宗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新时代民族学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