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俊

乌江作为贵州第一大河，不仅是一条物质流动线、人员流通线、文化互通线，更是一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线。自古以来，“千里乌江”是多民族交往的历史走廊、文化融合的活性载体、国家认同的锻造空间。乌江流域以经济互通、文化共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西南地区各民族“三交”的典型示范带。

乌江航运在各民族“三交”中发挥商贸流通作用

全长超1000公里的乌江，流经黔滇渝鄂4个省（直辖市），流域面积达8.79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多民族文化区。明嘉靖《思南府志》有“乌江流域产朱砂、水银、棉、蜡、漆诸物，皆中州所重”“上接乌江，下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鳞集”的记载，说明乌江早在明代以前就通到思南以上乌江渡一带。乌江是“川盐入黔”的四大水上运输量最大的一条航道，川盐经长江转入乌江水道至彭水、龚滩、沿河、潮砥、思南等地，再转运到黔江、黔北、湘西各地。盐船返程时又沿途收购大量的桐油、棬油、粮食、药材、生漆、硫磺等运往外地销售。仅沿河每年就销售桐油、棬油、生漆等农产品近50万公斤。新中国成立后，食盐水路运量仍占全省水陆盐运量的46.81%。

因水而兴，塑造了乌江流域特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商业往来使乌江下游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码头、港口、庄号、会馆和商人。明代乌江流域就有不少会馆，始建于1588年的石阡万寿宫、禹王宫在清代康熙年间由江西五府与商号捐资重建，更名为“豫章合省会馆”；思南禹王宫是清代湖南、湖北商会在思南的会馆，思南周家盐号、安化街等客栈商号，这些都见证了思南商业的繁华；乌江流域湘、滇、川、豫、陕、赣、京、津、冀、鲁等地会馆不计其数。

乌江航道承载着流域内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带来经济活力。商贸往来促进群众交流，川盐流通使江津、綦江、沿河、思南等地方言在词汇、语音上与自贡较相似，乌江号子、船工民歌等非遗记录着盐运生活，成为乌江流域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1937年后长江航运中断，乌江成为西南地区抗战的物资生命线，1940至1942年，累计运输食盐1.7万吨、兵工器材1500吨，船工与商人协力保障物资，这一时期该流域提升为国家战略通道，为抗战胜利注入了强劲动力。

乌江沿岸城镇为各民族“三交”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

乌江沿岸逐水而居的城镇聚落，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凝结。乌江干流有15条主要支流，河段航运形成的码头、渡口、险滩以及干流与支流汇集处形成的集镇、集市、村落，是乌江流域各民族“三交”的重要载体。

乌江流域盐矿、汞矿开采与运输，使乌江干流和支流水运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商贸往来，乌江逆流而上形成的涪陵、龚滩、彭水、沿河、思南等集镇，形成了区域性城镇网络，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域空间。涪陵曾是巴国都城，明清后成为沿岸川盐集散地，四川、重庆、贵州产的盐、茶叶、药材、粮食、丹砂等均由涪陵码头出入长江。武隆江口是乌江与芙蓉江的交汇处，是渝东南和黔北地区农副产品的交易中心；彭水是黔州的核心区，也是乌江流域武隆、彭水、沿河、酉阳的枢纽。明清时代，沿河是乌江“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县城集中了盐仓、盐号及盐商会馆，有盐船50余艘，形成了“盐会堡”“官店街”等市场。同时，沿河还利用水运形成双向贸易，油桐、乌桕、蜂蜜、白山羊、药材、木材经乌江销往涪陵进长江，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沿河建立同乡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等。思南是乌江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城镇，明代设思南府，由此形成水陆互济黔东北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思南，从务川经德江到思南，再经石阡、余庆到黄平接滇黔驿道南北纵向交通，从铜仁经印江到思南，后西行到凤冈、湄潭等地横向交通。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商贸流通的发展，一个以思南为中心，北至务川、德江、沿河，东到印江、松桃，南至石阡、余庆、瓮安，西至凤冈、绥阳的黔东北城镇群基本形成，四川人建的川主庙、江西人建的万寿宫等会馆、盐号、商铺比比皆是。

乌江航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险滩而成集镇，整个乌江干流上共有419处险滩，其中较大的险滩有41处，又以龚滩、潮砥滩、新滩最为著名。清代的龚滩聚集了大批江西、陕西、重庆、涪陵等地商人，兴起10余家盐号和百余家商号，使之成为乌江水岸商品贸易的枢纽。沿河的淇滩是乌江边最美的集镇，上行的川盐、日用品和下行农产品汇集后又四散各方，使古镇成为辐射周边的商品集散地；德江桶井的新滩，因清代山岩崩塌阻断河流而得名，其间也出现了两次山崩两次断航复航。德江的潮砥滩因滩险难过，船只在此“盘滩”，与新滩一样因货物和人员停留使各地商人云集，古镇曾因此兴盛一时。此外，沿河的洪渡、思渠和思南的邵家桥、塘头，以及余庆县城、乌江古镇等都是古代乌江重要的集镇。这些因乌江而兴起的码头、城镇和集市，不仅是商品交易、商贾云集的场所，更是各民族密切接触、比邻而居、通婚互市、共享生活空间的“交融场地”。这些“点”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带状分布，连接成乌江流域各民族“三交”的连绵“带”，形成了沿江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乌江流域在各民族“三交”中构建起的文化自信

乌江流域独特的民俗、语言和传统技艺等文化资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乌江文化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流域内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元明清时期，随着乌江流域的发展以及各民族的交流不断深入，进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形式。流传于鄂西、渝东、黔东北的摆手舞，是土家族生产生活的艺术结晶；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傩戏，集面具艺术、歌舞表演等形式为一体，既是先民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表现；土家族“无字史书”西兰卡普，以古老技艺编织了土家族的迁徙史诗、信仰图腾和生活哲学，诠释着武陵山区的生命美学；乌江岸边的外地商人留下的万寿宫、川主宫经历千百年风雨仍屹立不倒；“四月八”“六月六”“三月三”“吃新节”等民族节日，吊脚楼、鼓楼、风雨桥等展现了先民们的建筑智慧和生存法则，土家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唱出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乌江流域不同时期各民族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习俗，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乌江文化。乌江流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贵州段旧石器遗址就有40余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占全省总量的40.7%；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5处，占全省41.7%；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388处，占全省38.8%。有世界文化遗产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7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6个、国家一级博物馆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15个、国家工业遗产4处，是全省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区域。独特的乌江文化，是多彩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乌江流域发展历史，交通先行是各民族“三交”的物质基础，城镇集聚是各民族“三交”的空间保障，文化共享是各民族“三交”的精神纽带，保护好、利用好这条“民族交融带”的独特价值，讲好“乌江故事”，传承“乌江文脉”，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作者单位：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