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 婷

“数字游民”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工具、追求自由与价值实现的远程工作者，正在跳出“城市格子间”的视野窠臼，逐渐以“移动办公”的方式扎根乡村。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数字游民”作为乡村振兴的“新变量”，要想将广袤乡土变成实现人生价值的“试验场”，离不开农村基层党建的作用。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能帮助“数字游民”实现“自由发展”与“社会联结”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个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数字游民”在融入乡村发展过程中，虽以“自由”为标签，但是有一种新的矛盾逐渐浮现出来：个体自由自主精神强化与乡土社会联结纽带弱化之间的深刻张力。农村基层党建以其比较优势与创新活力，成为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

一方面，农村基层党建助力“数字游民”实现从“劳动异化”向“自由创造”的转变。农村党建的意义，在于能让“数字游民”在劳动创造中确证自我，实现从生存到发展的跃迁。过去，“数字游民”虽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工作自由，但这种自由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异化危机，即“数字游民”的劳动可能会沦为被算法支配的谋生手段而非自身价值的实现途径。同时，网络不稳定等因素，使得“数字游民”的发展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在这种状态下，亟须外部组织力量介入，重构“数字游民”的劳动价值。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创新工作服务模式，完善农村网络等物质基础设施，为“数字游民”搭建“在地化”的发展平台，将“数字游民”的活水精准滴灌于乡土根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同时，鼓励“数字游民”创新创业，引导“数字游民”利用自身技能参与乡村治理，推动其劳动成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有利于拓展“数字游民”职业发展的边界，也为“数字游民”的价值实现开辟了新的赛道。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建助力“数字游民”实现从“原子化个体”到“数字乡民”的蜕变。数字技术的效度和速度绘制了“数字游民”离散化、原子化的社交版图。而乡村的熟人社会肌理、紧密的在地联结，恰好与“数字游民”的特质需求形成互补。农村基层党建以自身作为组织枢纽，将“数字游民”融入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中，以创建“在地化”的社会联结强化其关联性需求，帮助“数字游民”建构身份认同，让乡村成为“数字游民”重建生活锚点的生态位。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催生出数字时代党建新范式。当下农村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即技术和人才。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如何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增强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和服务能力是农村基层党建当前面临的治理议题。作为连接城乡的“数据光纤”，“数字游民”的涌入为农村基层党建走出一条“新路子”带来了共生契机。农村基层党建向“数字游民”延伸，体现了宏观尺度的顶层设计与微观领域的精细治理的有机统一。这种“共生型党建”范式，是基层党组织回应数智时代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性革新。在这种范式中，基层党组织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和人才这个关键变量转变为基层党建工作的最大增量。

在主体关系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数字游民”等主体形成了互嵌合作、优势互补的共生单元关系，以治理创新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在组织形态方面，线上，成立“数字游民”云端党支部，构建覆盖党员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体系，为每一位“数字游民”党员发放“二维码电子党员证”。线下，在“数字游民”聚集地成立“数字游民”党建驿站，打造“1+N”党建品牌矩阵，设置“非遗数字创意党小组”等功能型党小组。此外，在“数字游民”和村民之间打造“15分钟党群服务圈”，这样的做法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生福祉更有质感。

虚实结合的弹性组织架构，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党组织的韧性。在服务引领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思路转向更加注重需求侧，以“数字游民”和当地村民的需求为双向坐标，为其制作点单式服务清单，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资源配置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数字游民”携手打破城乡资源壁垒，通过共享办公空间、项目合作等方式交换整合资源，实现乡村资源的乘数效应，有效解决农村在资源配置方面不均衡的问题。在互动模式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数字游民”的双向奔赴，突破了传统党群关系的地域与身份限制，形成了政治系统、权力系统、经济系统、生活系统、文化系统、符号系统交互的空间生产系统。换言之，这些子系统也是共生环境，扩大了党组织在“数字游民”群体中的影响力，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党群关系的内涵。

农村基层党建对“数字游民”的赋能支持，不仅重构了“数字游民”的价值实现路径，更彰显了基层党组织在数字时代的组织活力与引领智慧。未来，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对“数字游民”的引领作用，在主体关系、组织形态、服务引领、资源配置和互动模式等方面持续深化发展，推动“数字游民”与乡村深度融合，以党建创新激活乡村数字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谱写城乡协同发展新篇章。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