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大为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进入加速期。西南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国家战略支持及区域协同潜力，成为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笔者试从三个维度剖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展现其在国家能源发展布局中的突出地位，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产业技术革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全球清洁能源开发与治理贡献可行方案。

一、资源禀赋与地理条件的双重赋能

西南地区作为资源型地区和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域，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多元的清洁能源组合形成了“绿色能源富矿”。其中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全国的60%以上，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流域梯级开发持续推进。例如，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阶段规划装机7800万千瓦，计划到2035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成为世界范围内规模领先的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基地。

风能与光能方面，西南地区潜力巨大。例如，青藏高原的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总辐射年辐照量比同纬度低海拔地区高50%以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依托“风光资源互补”建成百万级新能源基地，清洁能源占比达71.9%，风电年利用小时数达2100小时，光伏1150小时。同时，西南地区富集的天然气等低污染能源可以与可再生能源形成优势互补，例如，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华能重庆两江燃机二期项目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清洁能源电厂，建成后每年节约标煤1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30万吨，其灵活调峰能力有效缓解了电网的波动性问题。

客观上，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和气候促进了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例如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攻克了4750米高海拔环境下的外绝缘、电磁环境等技术难题，电力设备的抗覆冰能力显著增强，绿色电能的输送效率得到提升。

二、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有机融合

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资源驱动的结果，更是国家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实践协同的成果。相关部门优先布局西南地区，加快西南清洁能源基地送出通道建设。西南各省（区、市）通过专项政策将国家战略细化为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并通过财政和金融工具强化支持。例如，川渝藏三地共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创新探索补偿机制，四川省出台《四川省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工作方案（2025-2027年）》，通过融资贴息、电价优惠、土地供给等政策吸引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支持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同时，西南地区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同时严守生态红线，因地制宜并不断探索“清洁能源+”新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清洁能源产业布局，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共赢。例如，重庆市首提“百万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目标，推广“农光互补”，减少生态破坏的同时提升土地的利用率；贵州大数据中心通过电价优势吸引数据中心集群，形成“东数西算”与清洁能源的耦合模式；云南省则积极探索“水电+文旅”模式，推动清洁能源与乡村振兴融合。一系列创新探索促成了“国家战略—省级方案—项目落地”的完整链条，确保清洁能源的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三、区域联动与国际合作的战略协同

当下，西南地区正在逐步完成从单一的能源输出基地向“送受一体”的立体枢纽转型。西南电网是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最高、外送比例最大的区域电网，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80%，已建成“七直九交”的外送通道，成为全国最大的送端电网。例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驱动下，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有效提升了区域电力供给保障能力，每年输送清洁电能超过350亿千瓦时。“疆电入渝”“陇电入川”等工程构建的跨区域能源网络，缓解了西南地区的能源供需压力，并推动能源跨省优化配置。

作为“西电东送”的核心电源点，西南地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持续输送绿色电力，有力支撑了东部地区的用电需求。而西南地区凭借低廉的清洁电力成本，又吸引东部地区的装备制造、数字技术、矿产加工等高载能产业向西部转移，实现东西部协同发展。此外，西南地区凭借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前沿枢纽。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西南地区可将氢能、光伏设备、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及装备，通过陆路和海路辐射至东南亚及中东地区。例如，我国已同东南亚的陆上邻国建成多条跨境输电线路，2023年云南对东盟送电超100亿千瓦时，在开展绿电贸易的同时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产业发展。

西南地区不仅是我国的绿色引擎，更是全球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尽管优势显著，西南地区当前仍面临着电力供需矛盾、核心技术瓶颈和生态保护压力等挑战。未来，西南地区应继续强化电网互联，提升跨区域电力调配能力，深化产业协同，打造新兴绿色产业集群，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跨区消纳机制和生态补偿政策。通过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创新，西南地区将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开发与治理的典范区域。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