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博慧
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力量。因此，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思政课在法治教育中的育人作用，而职业院校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但我国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短板。
首先，教学目标方面，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目标缺乏根据学生特点和教育阶段的差异化设计。从当前法治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治教育主要依托于思政课程。由于《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对法治教学目标的界定较为宽泛，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于普通本科院校与职业本科院校在法治教育方面的区分标准不够清晰，导致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难以充分契合职业法治教育的发展需要。此外，高职院校的学生群体构成复杂多样，包括普通招考、社会单独招生、中高职贯通等多种生源类型。鉴于不同学生群体的法治教育基础差异明显，现有的法治教育目标难以全面满足各类学生的实际需求，缺乏必要的普适性和针对性。
其次，师资队伍方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面临专业度不足的挑战。目前，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主要依赖于思政课教师以及专兼职辅导员，但这些教师在专业法律知识和技能方面存在不足，这影响了法治教育的深入和效果。尽管部分专业院系开设了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政策课程，例如，经管系开设的《经济法》和师范教育专业开设的《教育政策法规》，但与具备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流于形式，机械地讲解课本内容，而未能深入阐释法理和法律背景，也未能有效地结合当前的法治热点事件。这直接影响了法治教育的实施效果，未能充分达到预期目标。
最后，课程设置方面，法治教学资源的有限性，使其难以真正满足高职院校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需求。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接受法治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整体教学内容明显不足。此外，根据现行的教学计划，法治教学资源的课时安排较为有限。无论是从学习内容还是学时数来看，课程设置对大学生法治教育需求的供给不充分，无法满足学生法治素养提升的现实需要。
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是整个法治教育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在其教育体系的高级阶段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当前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以及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应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考量。
第一，强化法治教学目标与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契合性。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明确要求，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在职业法治教育的目标设定方面，应在综合考虑中小学法治教育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理解。学生应在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着力提升与职业相关的法律素养，从而更好地融入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校园。
第二，提升高职院校法治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规定，高校应严格按照不低于1:350的师生比例核定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这一举措有效充实了思政课教师队伍，并降低了专兼职辅导员授课的比例。然而，在应对法治教学方面的特定需求时，该规定尚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因此，建议进一步提升法学专业教师在思政课教师队伍中的占比。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公检法系统兼职法治宣讲员和法治副校长在教学与普法方面的作用。
第三，优化高职院校法治教育课程体系。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课程设置亟待进一步优化。首先，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应紧密结合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将国家职业发展与专业设置相融合，开展与职业伦理和职业认知相关的法治教育，打造具有“职业+”特色的法治教育模式。例如，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针对物流专业学生开展《劳动法》基础课程，以提升学生在工作中的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其次，针对职业发展注重实务的特点，应充分发挥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在法治教育中的协同育人作用。针对各专业特性，为低年级学生设置法律基础课程，高年级学生则在企业实践课程中融入行业法规，邀请企业法务人员现场讲解行业法律问题，确保法治教育既入脑又入心。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高职法治教育既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更是推进全民法治教育的先锋阵地。通过教学目标的精准定位、师资队伍的立体建构、课程体系的创新优化，使法律条文转化为职业发展的行动指南。这种教育实践不仅为技能人才构筑起职业生涯的法律护城河，更在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中播撒下法治文明的种子。当万千学子带着法治思维走向产业一线，他们既是依法治国的践行者，更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这种双向赋能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站在职业教育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的交汇点上，唯有持续深化法治教育的改革，方能真正实现“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出既具工匠技艺、又有法治担当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兴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