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方剑 梁光华
清代巨儒莫友芝之父莫与俦翰林，以清正廉洁的政风、朴实严谨的学风、立德树人的教风以及深耕地方文化志业，在中国西南历史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在社会治理、学术开创、教育兴民、文化传承方面作出的贡献，不仅为贵州地方社会注入现代意义的治理理念，也为当下推进文化自信、教育公平和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的历史范本。该文从治政、学术、教育、文化四个维度，梳理莫与俦的思想与实践，探讨其对新时代国家治理和文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以民为本 清廉为政
莫与俦任职四川盐源县知县期间，展现出深厚的民本意识与卓越的政治智慧。
首先，整顿税制沉疴，体现坚决的改革精神。在清代，盐源县普遍存在富人通过逃税将负担转嫁给贫苦百姓的现象，他推出“三项新政”： 一是严格土地过户管理，防止富人逃税；二是清理历史税负漏洞，限期补缴税款；三是撤销横征暴敛的税所，减轻民困。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基层百姓负担，稳定了地方秩序。《清史稿·莫与俦传》载：“与俦择赋富人，而贳其隐占之罪；又上言河西宁远子税所府隶横征病民，得裁去。”高度评价其勇于担当和为民谋福的精神。
其次，化解地方矛盾，展现卓越政治智慧。莫与俦《禀稿》记载，嘉庆八年，莫与俦面对木里地区银铜矿开采引发的争议，莫与俦克服路途艰险，亲赴现场查明情况，还耐心细致地劝说，赢得矿主与百姓的信任。盐源县彝族百姓视银铜矿所在的山地为神圣祖庙经堂，矿山开发不仅会破坏环境，还将引发矛盾。他顶住来自矿主和地方官员的压力，据理力争，成功阻止了破坏性的矿山开采。莫与俦凭借理性与清廉的形象，赢得了各方的尊重，化解了潜在的冲突。
其三，坚守“公项清白”家风，制定廉洁制度。当时，盐源县习惯向过境官员赠送钱财和物资，称为“过山礼”，这一行为成为当地百姓沉重的负担。莫与俦上任后，立即明令禁止，并在村寨立碑告示，将旧俗废除。当他卸任返乡时，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自发夹道送行，场景感人至深。即便他在卸任后，无力支付返乡费用，仍将养廉银用于弥补盐源县财政亏空，这种廉洁自律和公正奉公的精神，赢得了百姓由衷的敬意。
要之，他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其诗称：“谁谓民为顽，治法不易寻。但看绝域中，乃有父子心。”其仁政理念和廉洁风范，为今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层治理经验。
研经明道 朴学开宗
莫与俦早年在翰林院学习，师从朱珪、纪昀、阮元等大师，精研经史子集经典， 重视训诂与考据实证。回归地方，又率先将汉学、朴学传播至西南，开启区域学术传统。
在担任遵义府学教授期间，他创设“汉三贤祠”，以汉代名儒尹珍、舍人、盛览为榜样，倡导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提出“学当实用”的理念，不仅强调文本研读，更鼓励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一教育方针在西南地区首次突破了传统书院以科举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推动地方学术从应试教育向研究型教育的转型。
他教学卓有成效，培养西南学术名家。如郑珍通过《礼记私笺》《汉简笺正》等著作确立他在训诂学和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地位；莫友芝则凭借《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作品，在文字学、目录版本学领域享有盛誉。清代陈田评价：“先生教士有法，以立身为本，穷经为要……黔士知有汉学自先生始。”他开创的学术精神超越个人成就，形成具有西南特色的学术传统，为地方文化建设和学术创新提供宝贵经验。
莫与俦学术开创不局限于知识传授，更在于培养一批批学术精英，促进西南地区的文化兴起。曾国藩评价：“儒术兴于偏陬，校其所得，与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如王引之、张惠言、郝懿行，未易遽定也。”莫与俦以学术实践证明：真正的学术繁荣需扎根地方，服务社会发展。
立德树人 教育为公
莫与俦长期从事教育，其教育思想在《示诸生教》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是“学之为道，莫先于正趋向”教育思想，明确教育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格。读书不仅是个人求仕的工具，更是实现“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倡导先义后利、以德为先的价值观，强调教育对学生行为规范和精神世界塑造的作用。
二是大众化教育思想。他关怀寒门学子，鼓励“贫而安于贫，因以自励”，倡导“学以致用”，将学生培养为能服务地方、推动社会发展的实干人才。
三是学校为育人主阵地。他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中指出：“学校之兴，人才所系。”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兴学重教是地方振兴的关键。厘廓贵州自建省以来的教育发展，强调扩大学校覆盖面和提升教学质量，为地方教育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是科举与教育的批判性思考。他反对将教育简单等同于科举选拔，认为学堂的职责不仅在于培养应试者，更在于提升学生的全面素养。科举虽然是时代的选才工具，但教育不应被局限，强调“读书当求实用”，主张知识应用于社会实际，反对一味追求科举虚名。
五是阐述德智并重的育人模式。他在教学中既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又强调知识学习的实践意义。他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理念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构建了符合地方需求的全面育人模式。
莫与俦近五十年的教学实践，通过深入讲解儒家经典，结合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启发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其超越时代视野的“教育公平”“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今天仍具深刻的现实价值。
考据严谨 文化传承
莫与俦在地方历史地理研究中，展现出扎实的实证精神和深厚的文化情怀。张舜徽指出《贞定先生遗集》：“考证西南舆地沿革、名贤事迹，《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以下诸篇……义据详明，足以证史传、订方志，皆有用之文也。”可见，其学术研究之意义价值。
首先，例如《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他对贵州都匀府的地理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明代之前，贵州文献史料匮乏，他通过引证《水经注》《华阳国志》等古籍，追溯都匀府自南朝齐至殷周的历史地理变化，不仅为古代贵州地理提供了依据，也增强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地理版图的认知。其二，《都匀邦水河为沅水正源考》一文，他通过考证，指出清初学者黄宗羲、齐次风关于沅水记载的错误，并提出：“沅江之南源，邦水河、剑河最远最长，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市西海拔约1900米斗篷山，是沅江南、中、北三源中的正源头。”民国《都匀县志稿》全部援引此文观点，丰富沅江源头研究的重要地理文化遗产。其三，在《毋敛先贤考》中，他通过详细的地理与文献分析，考证尹珍的籍贯，认为尹珍应出自汉代牂柯郡的毋敛县（今贵州省独山县），揭示毋敛水系的地理特点与尹珍教育活动的密切关系。
特别是，他提出：“古今河流水名可能会随时代，或随流经地域称谓变化而变化，但是山脉河流水系地理则亘古千年不会发生变化。”强调实地调查与文献比对结合，开创地方学术研究新范式，弟子郑珍、莫友芝承其学风，撰成《黔诗纪略》《遵义府志》等著作，延续其精神血脉。《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府志中第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此，莫与俦不仅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更在地方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厘廓地方历史文脉，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提供了理论依据，探索精神尤其值得借鉴。
莫与俦是贵州著名沙滩文化、影山文化的奠基者，是兼具政治智慧、学术素养、教育理想与文化担当的传统士大夫，是贵州文化认同与历史自信的重要源泉。当前，贵州正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全面发展，实施“四大文化工程”。莫与俦作为贵州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其事迹与思想正是“四大文化工程”最鲜活的注脚。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本文系贵州省民族古籍基地课题（项目号：2024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