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舒淇

传统医药知识体系作为医疗实践探索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兼具药用资源开发潜力与临床诊疗经验积累的双重价值，其科学理论创新与临床应用实践为我国医药产业升级及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支撑。然而，现行法律框架下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制度体系存在一些有待优化的地方，亟需通过制度优化予以纾困。

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主要有以下方面：

当前，传统医药商业化领域侵权行为频发，部分传承人产权意识薄弱，一些知识产权被外部主体非法占有，而合法传承人受制于高昂的维权成本与有限的救济途径，抑制了创新动力。还有部分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又加剧了公众对传统医药安全性的信任危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乱象。

此外，我国现行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专门性法律体系，相关规则散落于部门法框架之中。《专利法》虽对遗传资源来源披露作出制度约束，但其保护范围仅限于遗传资源本身，对诊疗技术、炮制工艺等核心要素缺乏直接保护，客观上存在保护空白。《商标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制度以产品溯源和商业信誉维护为核心，权利主体限定于检测监督机构，未明确传统医药知识的权利归属。《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可规制商业侵权行为，但传统医药知识的社区共有属性与商业秘密保密性要求存在部分冲突，且一些传统医药知识承载的文化价值超越了实用功能范畴，难以纳入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这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层面的碎片化特征，导致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在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保护中既存在保护力度不足的问题，又面临保护范围有限的困境，亟需构建以专门立法为核心、多元制度协同联动的规范体系。

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优化路径：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构建传统医药知识专门法，核心在于将传统医药知识纳入知识产权特殊保护客体，确立传统知识产权并明确其主体、客体与内容，同时完善惠益分享机制。传统知识产权主体认定是确权与惠益分享的基础。传统医药知识多为社区群体长期实践积累而成，难以精准确定权利人。参照已有实践标明，认定主体需考察知识在传统社区的延续时长、使用独占性及社区管理体系有效性。若知识流传时间不足或非社区传统使用群体，则不被视为权利主体。此外，需结合知识起源、使用时间、延续性及人类学研究，确定主要与次要权利持有者。传统知识产权客体应具备传统性与民族性，且与待研发专利具有关联性。关联性以商业价值和转化为判断依据，非商业性使用不构成侵权。该权利兼具精神与财产属性，持有人有权要求开发者标注知识来源地与传统社区，并签订惠益分享协议。规范惠益分享机制需尊重传统社区习俗，拓宽知识利用领域，促进合同法与习惯法保护。通过惠益分享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平等互惠。利用习惯法保障传统医药知识权利的延续与管理。

在专利保护方面，需突破现代专利制度适配性困境，在审查机制中构建差别化规则。针对其与现行专利审查标准的结构性矛盾，可从以下维度优化：首先是审查基准革新，通过引入“新用途说”重构创造性审查逻辑，若传统医药经现代分析技术或临床试验证实存在新活性成分、新作用机制或临床新适应症，且兼具“技术突破性”与“产业价值”，则应认定其创造性，实现经验传承与现代创新的衔接。或是建立“实质性差异”新颖性判定标准，当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文献在核心组分配比、炮制关键参数、药效物质基础等核心技术特征上存在显著区别时，判定其新颖性成立。同时，将可产业化的制备工艺、活性成分提取技术等纳入专利客体范畴，以产业转化前景为核心审查标准。其次是费用管理优化，可以构建阶梯式减免机制，设立基础、优惠、免缴三档标准，配套地方专项基金动态补贴。强化费用透明度，开发在线测算工具，建立智能提醒系统。专利权人需结合技术迭代周期、市场潜力动态调整专利布局策略。

在商标保护方面，要构建“价值培育—风险防控”的协同机制。在价值提升维度，应立足产业特性与市场逻辑实施差别化策略：其一，深度挖掘民族医药文化资源，通过符号转译与现代设计语言构建地域性商标体系，规避通用性表述以维持法律显著性与市场辨识度；其二，建立覆盖商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侵权风险预警模型，结合品牌价值评估动态优化商标布局，实施精准传播策略提升市场渗透率。同时，需完善法律保障框架，建立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细化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的衔接标准，通过专项治理行动与典型案例公示制度，提高违法成本，重点规制隐性侵权、寄生性模仿等新型违法行为。在识别强化层面，应构建标准化视觉符号系统：采用高饱和度色谱、定制化字体及动态符号形成视觉锤效应，协同广告语与IP形象开发强化品牌记忆锚点。制定多维应用规范，统一包装、宣传及数字媒介中的核心识别要素呈现标准，防止因使用场景碎片化导致显著性稀释，最终实现商标资产从地域标识向产业资本的价值跃迁。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