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泉彭岩 何 潇
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赓续中华文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编辑必备素养。当前，数字技术的普及加速了传播形态的变革，但精准推送与流量逻辑促使出版内容陷入“内容陷阱”和“流量冲动”，“内容为王”在“符号拼贴”的影响下陷入价值消解的困境。编辑作为文化传承的“解码者”与“再编码者”，不仅要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更要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这就要求编辑工作者聚焦编辑核心素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这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更能为编辑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坐标，推动出版行业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力支持。
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编辑工作的内在关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编辑作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核心主体，其核心素养的构建直接关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效能。编辑是中华文脉传承的“守门人”与“转化者”，承担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作为国家思想文化的守护者，编辑需以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为指导，严格甄别文化内容的价值导向，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根基的消解，确保文化传承与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同频共振。作为文化基因的活化者，编辑需通过古籍整理、经典阐释、符号转化等实践，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现代文化产品，构建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对话桥梁。
从学理层面看，编辑工作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层联系。一是从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编辑开展“选择”“加工”“传播”参与文化符号的意义重构，实现文化基因的延续与更新。二是从模因理论分析，传统文化模因在编辑实践中经历“复制”“变异”“选择”的进化过程，形成适应现代语境的表达形态。三是从创新扩散理论分析，编辑通过降低文化接受门槛，可加速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播内化。这些理论共同印证了编辑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技术执行者，更是文化意义生产的能动主体。
从现实需求看，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要求和元宇宙、生成式AI等技术要求编辑创新传统文化表达范式。编辑需遵循“双创”方针，针对受众群体与传统媒体的叙事疏远、与传统文化的精神疏离，不断搭建符合现代认知逻辑的传播路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从“遗产化保存”转向“活态化应用”，深度融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与价值体系。
二、编辑素养维度构建
要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诠释力。编辑的文化诠释能力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阐释。一方面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精准识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既避免对封建残余思想观念的美化，也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文化根基的消解。另一方面需具备文化符号的深度解码能力，通过典籍校勘、语义溯源、语境还原等手段，厘清“大一统”“和而不同”等核心概念的演变逻辑，揭示其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在多元文化激荡中主动维护文化主体性，确保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构共生。
要掌握文化价值的创新转化能力。创新转化能力是“双创”方针在编辑实践中的具体实现。要掌握传统价值的现代诠释方法，实现传统理念与时代精神的对接。要构建跨学科融合视角，通过可视化、场景化手段活化典籍内涵，推动“冷门绝学”向“大众显学”转型。要探索文化IP的生成逻辑，以“文化母题+现代表达”的模式开发系列化产品，在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拓展市场，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
要掌握跨媒介传播与融合能力。要建立对媒介生态的系统认知，针对纸质、视听、交互等不同媒介的特性，设计差异化的叙事表达策略。要掌握数字技术赋能路径，运用虚拟现实（V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借助生成式AI实现高效的内容智能检索。要构建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转换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文化基因谱系，在国际传播中完成“中国话语世界表达”的符号转译，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感召力。
三、提升编辑素养的实践路径
编辑需以技术赋能、机制优化、评价牵引为着力点，构建系统化、可持续的实践体系。
首先，注重文化传承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实践。要夯实文化资源数字化基础，运用高精度扫描、语义标注等技术，对古籍文献、文物档案进行数字化转化，构建自主可控、可溯源、可共享的编辑工作资源库。要创新技术赋能路径。推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历史语境，借助大数据分析文化传播规律，实现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整合纸质出版、视听传播、元宇宙交互等媒介优势，构建“可读、可视、可感”的立体化传播矩阵，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其次，要不断深化编辑与专家、编辑与受众共建共享的模式。完善外聘专家全程参与选题策划、内容把关的协作机制，实施分众化内容开发策略。针对学术研究、大众普及、国际传播等不同需求，设计差异化内容产品，形成阶梯式、多维度的文化供给，确保文化阐释的学术深度与传播效度的统一。通过受众行为分析、受众评议、社会效益评估等多维度反馈，持续迭代内容形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精准化与长效化。
再者，突出文化传承核心指标。建立基于受众文化认同度、主流价值传播力等社会效益与版权输出量、市场占有率为标志的经济效益并重的综合评价框架，避免“流量为王”。依据文化守护、创新转化、技术应用等能力维度，制定分级考核标准，激发编辑队伍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为文化事业发展储备高素质人才。
未来，编辑群体需把握住新的文化使命，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鉴互构，在理论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素养体系。善用新质生产力工具，推动文化遗产从“固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把握平衡，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分别系民族杂志社、成都师范学院。）